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发现了我，打了120。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医生说我腹部中了五刀，失血过多，孩子保不住了，需要立刻手术，手术费要三万块。
医院的人翻我的手机，只有阿杰的号码。他们给阿杰打了电话，他来了，可当医生说要交三万块时，他皱着眉说：“我没那么多钱，我跟我妈商量一下。”他去打电话，回来后说：“我妈说家里没钱，要不你们先做手术，钱我以后再还？”医生不同意，说必须先交押金。阿杰站在走廊里，打了一圈电话，最后跟医生说：“我没办法了，你们联系她家人吧。”
医院的人通过警方，找到了我爸爸的电话。那时候，我爸爸正在河市老家的工地上，在三米高的脚手架上捆钢筋。电话接通后，医生说：“您是唐文婷的父亲吗？她在东海被人捅了，急需手术。”
我爸爸听到这话，腿一软，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膝盖磕出了血，他却顾不上疼，爬起来就往火车站跑。他身上只有几百块，跟工头借了两千，又跟邻居借了六千，凑了八千块，连夜坐上了去东海的火车。
火车晃了十四个小时，爸爸没合过眼。他穿着沾着水泥的衣服，裤腿上还沾着血，拎着一个破旧的布包，冲进急诊室。医生说手术费要三万，他手里只有八千。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医生、护士作揖：“求求你们，救救我女儿，钱我一定凑够！”
他拿出手机，给所有认识的人打电话，一遍遍地说：“我女儿快不行了，求你们借我点钱。”有的人借了，有的人挂了电话。最后，他跟老家的王叔说，把家里的老房子卖了——那是爷爷传下来的房子，墙上还贴着我小时候的奖状。王叔说：“老侯，房子卖了，你住哪？”爸爸说：“只要我女儿能活，我住哪都行。”
老房子以五万块的低价卖了。爸爸拿着钱，跑回医院，交了手术费。手术做了三个小时，他就坐在手术室外的椅子上，等了三个小时，没吃饭，没喝水，眼睛一直盯着手术室的门，像一尊雕塑。
我醒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阿杰。我忘了疼，急忙问：“阿杰，你一直在这吗？我爸来了吗？他同意我们在一起了没？”阿杰往旁边挪了挪，我才看到爸爸——他头发白了一半，脸上全是疲惫，眼睛通红，布满血丝。他穿着那件沾着水泥的衣服，裤腿上的血渍干成了褐色，手里端着一碗热水。
没等我说话，阿杰开口了，语气轻飘飘的：“婷婷，你没事就好。我妈说了，这孩子没了也没关系，以后咱再要一个。”
我愣住了，看着阿杰没表情的脸，又看看爸爸。爸爸手里的搪瓷杯“哐当”掉在地上，热水洒了一地，溅湿了他的鞋。他蹲下去捡杯子，我看到他的手在抖，指尖被杯子的缺口划开一道血痕，血珠渗出来，可他像没知觉似的。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刀扎了一下，比腹部的伤口还疼。我看着爸爸佝偻的背影，突然想起我走的时候，他蹲在麦地里抽烟的样子。我张了张嘴，想说“爸，对不起”，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眼泪。
爸爸捡起杯子，没看我，只是低声说：“你好好养着，我去给你买粥。”他走了，背影比在工地扛钢筋时还弯。我看着他，突然觉得，我好像把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