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他们忘了，我也是这个家的一员。他们每一次分钱时那副得意的嘴脸，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把他们倒卖的时间、地点、交易对象、货物数量，写得明明白白。甚至连他们藏钱的地窖，都画了张简易的地图。
写完，我把信纸折好，揣进怀里。
我需要等待一个时机，一个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时机。
2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
王桂芬就来砸我的门，嗓门大得像村口的广播：“死丫头，快起来做饭！一家子还等着吃饭呢！”
我开了门，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淘米，生火，拉风箱。动作熟练得像个机器人。
饭桌上，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一碟黑乎乎的咸菜。江建军和江建业面前，却藏着一个煮鸡蛋。这是这个家雷打不动的规矩，鸡蛋，只有男人能吃。
王桂芬把一碗最清的粥推到我面前，眼睛防贼似的盯着我：“喝完赶紧去厂里把手续办了，别耍花样。”
江建军剥着鸡蛋，含糊不清地说：“还有那三十块钱，我跟马家的已经说好了，今天就把人领走。你下午最好老实点。”
我没说话，一口一口地喝着粥。胃里暖和了，心却更冷了。
吃完饭，我换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拿上厂里的工作证，出了门。王桂芬不放心，让江建业跟着我。我那个十五岁的弟弟，跟在我身后，一脸不耐烦，好像我是什么丢人的东西。
我没去纺织厂，而是绕了个方向，走到了镇上的邮局。
江建业在门口不耐烦地催：“你来这干啥？赶紧去厂里啊！”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平静，却让他莫名地打了个哆嗦。我说：“我给朋友寄封信，不行吗？”
他嘟囔了一句“快点”，就靠在门口的墙上，没再跟进来。
我走到柜台，买了一个信封，一张邮票。我把那封举报信塞进去，用浆糊仔仔细细地封好口。在收信人那一栏，我写下了六个字：革委会，治安组。
寄信人地址，我空着。
我把信投进绿色的邮筒里。那“哐当”一声轻响，在我听来，是这个家倒塌的第一声回音。
做完这一切，我才慢悠悠地晃到了纺织厂。江建业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见我出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在厂门口站了很久，看着那块写着“红星纺织厂”的牌子。上一世，我在这里干了五年，每天勤勤恳恳，每个月的工资，一分不留地交给王桂芬。我死后，他们拿着我的抚恤金，过上了好日子。
从今天起，这里，只属于我一个人。
回到家，已经是中午。
江建军和王桂芬见我回来了，立刻把我拉进屋里。
“手续呢？”
我拿出一张盖了章的表格。那是我早就准备好的，一张请假条。我说：“厂长说，我是正式工，不能说让就让。得走流程，最快也要明天。”
江建军一把抢过去，他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只认得上面的红章。他骂骂咧咧地说：“他妈的，真麻烦！”
王桂芬也说：“行了，明天就明天。反正你也跑不了。”
她话音刚落，院子的大门，被人“砰”的一声，从外面踹开了。
几个穿着制服，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人，一脸严肃地冲了进来。领头的是治安组的张组长，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厉声问道：“谁是江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