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摸了摸他的头，指尖触到他手腕上的木珠，那是当年从官邸带出来的，七年来被他戴得发亮，成了他唯一的“宝贝”。这七年，日子过得像恒河的水，浑浊又艰难。刚到小镇时，母亲的病时好时坏，我靠着这间祖上传下的老茶馆勉强糊口，没安生过几天，麻烦不是来自生意清淡，是来自高种姓的拉吉。
他第一次路过就停在茶馆门口，穿着绸缎衬衫，脚尖踢了踢门槛上的旧木茬，目光扫过茶馆里的老梁木，语气带着高种姓惯有的傲慢：“这老宅子有些年头了吧？我听说早年有商户把黄金埋在宅底避祸，你这低种姓能守住什么好地方？不如把茶馆让给我，我给你点钱，够你母子俩活两个月。”
我正擦着母亲留下的粗陶茶碗，闻言手顿了顿，低声却坚定地回：“大人说笑了，这就是间普通的老茶馆，祖辈靠煮茶谋生，哪有什么黄金。”
拉吉却不相信，往后总隔三差五来晃悠，有时蹲在门口盯着地面看，有时故意撞翻我晾在门口的茶篓，嘴里还念叨着“藏得再深也能找着”，搅得茶馆不得安宁。
第一次糟心事发生在小茶五岁那年。那天我刚把卖茶的零钱塞进抽屉，一个披破烂雨衣的流浪汉就闯了进来，伸手就抢我手里的钱袋，嘴里还骂骂咧咧：“贱民家的钱，凭什么藏着？给老子拿来！”小茶吓得往我身后躲，流浪汉却伸手要抓他的胳膊，说“把这小杂种卖了，还能换杯酒喝”。
我当时脑子一热，抓起煤炉边的铁钩子就挡在身前，声音发颤却没退：“别碰他！钱给你，你快滚！”流浪汉被我的样子唬住，却没真走，反而扑过来抢钩子，拉扯间他的胳膊被钩子划了道小口子。没过半小时，警局的人就来了，是拉吉报的案，说“低种姓女人持械伤人”。
审讯室里，拉吉坐在一旁的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看着我被手铐铐在铁椅上，慢悠悠开口，宣称流浪汉是远房亲戚。还说“你伤了他，按规矩得关半个月。不过……”他俯身凑近我，呼吸里的酒气让人作呕，“只要你把茶馆转给我，这事儿我就能压下去，你和你那小杂种、老东西，以后也不用再吃这种苦。”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不可能。”低种姓再卑贱，也有自己的骨头，我不能让小茶以后抬头做人时，听见别人说“你妈妈是个穷光蛋”。即使我们咖喱国大部分人就是如此。
拉吉的脸瞬间沉了下来，摔门而去。我最终被关了半个月，监狱里的饭是掺着沙子的咖喱粥，喝的是恒河水。没药治我被手铐磨破的手腕，每天夜里都能听见其他女犯的哭声。出来时，看见小茶抱着母亲的腿站在监狱门口，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还攥着个皱巴巴的馒头，说“妈妈，阿婆给的，我没吃，留着给你”。母亲在我入狱期间咳得更重了，眼睛肿得像核桃，说“以后别再硬气了，我们斗不过他们”。
从那以后，流浪汉没再上门，可拉吉依然是茶馆的“常客”。他每次来都不买茶，反倒绕着茶馆转来转去，一会儿蹲在墙角敲敲地面，听有没有空心的声响；一会儿凑到老木柜前，指尖刮着柜底的木纹，像是要找出藏东西的暗格；有时还会故意提起旧事，斜着眼问我：“你外婆当年守这茶馆时，就没往地下埋点值钱东西？我听说前两年邻镇拆老房子，从灶台下挖出过银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