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秋
窗外的梧桐叶开始泛黄，几片早熟的叶子打着旋儿飘落，轻轻敲打着玻璃窗。屋子里异常安静，只有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声响，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寂寞。
晓俐（30岁）几天前已远嫁深圳，此刻正坐着波音飞机，飞向那个以速度和繁华著称的南方都市。晓波（26岁）也拖着行李箱，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去北京追逐他的IT梦想。这个曾经挤挤挨挨、充满孩子哭闹、争吵、电视声和饭菜香的两室一厅，仿佛一夜之间被抽空了灵魂，只剩下空旷的回音。
建国（60岁）坐在饭桌旁。桌上铺着干净的塑料桌布，四张椅子空了三张。他手里拿着一块半湿的抹布，无意识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面前那张属于晓俐的椅子。椅面早已被他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他的动作缓慢、机械，眼神有些放空，仿佛透过光亮的漆面，能看到女儿小时候坐在这里，一边吃饭一边叽叽喳喳讲学校趣事的身影。抹布掠过椅背，那里曾贴过一张小虎队的贴纸，早已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
玉兰（59岁）在阳台上，对着那盆长势喜人的蒜苗发呆。蒜苗碧绿挺拔，是她打发时间的好伙伴。她手里拿着那个用了多年的老式诺基亚手机，屏幕亮着，停留在“已拨电话”的界面，最上面一条是“俐俐（深圳）”，通话时间显示只有短短的两分十七秒。
电话是早上打的。玉兰问深圳热不热，住的地方习惯吗，新女婿对她好不好。晓俐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丝长途电话的杂音，也带着一种新生活的兴奋和忙碌：“妈，都好着呢！这边热是热，但有空调！房子租好了，离公司近……哎呀妈，我得赶紧收拾一下，晚上同事聚餐……回头再打给你啊！”电话匆匆挂断，留下一串忙音。
玉兰对着手机，那句“记得按时吃饭，别老吃外卖”还没说出口，就被堵在了喉咙里。她默默地收起手机，手指无意识地抚摸着蒜苗细长的叶子。深圳，那么远，像另一个世界。女儿的声音听起来很好，可那匆忙的语调，也让她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疏离。
“叮铃铃——”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打破了屋里的沉寂。
玉兰几乎是跑着回到客厅，拿起听筒：“喂？俐俐？”
“妈，是我，晓波。”电话那头传来儿子清亮但同样带着距离感的声音，背景音嘈杂，有地铁报站的声音，“我到了，刚出北京站。放心吧，跟同学合租的房子找好了，离中关村不远。”
“哦，晓波啊……”玉兰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但迅速被关切填满，“到了就好，到了就好！北京冷了吧？带厚衣服了吗？住的地方怎么样？安不安全？”
“带了带了，妈你别啰嗦了，都安排好了！”晓波的语气有些不耐烦，“北京大着呢，新鲜！我得赶紧去住处安顿，挤地铁呢，先挂了啊！”电话再次被干脆地挂断。
玉兰拿着听筒，听着里面“嘟嘟”的忙音，站了许久，才慢慢放下。她走到饭桌边，看着建国还在擦拭晓波那张椅子，椅背上贴着一张早已褪色的乔丹海报，飞身扣篮的身影依旧充满力量感。
“都……到了。”玉兰轻声说，像是在告诉建国，又像是在告诉自己。
建国擦拭的动作停了一下，低低“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他放下抹布，目光扫过那两张空椅子，然后站起身，背着手，慢慢踱到阳台上，望着楼下空旷的小区道路。以前这个时候，该是孩子们放学、下班回家的点了，楼下会响起自行车铃声、说笑声。现在，只有风卷着落叶，无声地打着旋儿。
晚饭简单得有些凄凉。一盘清炒豆苗，一碗中午剩下的冬瓜汤，两个馒头。偌大的饭桌，只有他们两个。咀嚼的声音在空旷的餐厅里被放大，显得格外孤单。玉兰夹了一筷子豆苗给建国，建国默默地吃着，没什么胃口。
“俐俐说……深圳热，但有空调。”玉兰试图找点话说，打破这令人心慌的寂静。
“嗯。”建国应了一声，端起汤碗喝了一口。
“晓波说……跟同学合租，离那个……中关村不远。”玉兰又补充道。
“嗯。”还是一个字。
对话像投入深潭的石子，连一丝涟漪都泛不起。沉默再次蔓延，比之前更加沉重。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固执地提醒着时间的流逝。
晚饭后，玉兰收拾碗筷。建国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看电视新闻，而是走进了晓波的房间。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床铺空着，书桌上堆着晓波留下的高中课本、几本《电脑爱好者》杂志，还有那个早已过时的任天堂游戏机。墙上，那张巨大的乔丹海报依旧醒目。建国站在房间中央，环顾四周，目光最终落在床头。那里，晓波小时候用红笔歪歪扭扭写着“陈晓波大侠之床”的纸条，还贴在墙上，字迹已经模糊。
他伸出手，指尖轻轻拂过那几个稚嫩的字迹，又拂过冰冷的、空无一物的床铺。一种巨大的、空落落的感觉，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他。他默默地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轻轻带上了房门。
客厅里，玉兰打开了电视。中央五套正在直播一场篮球赛，激烈的对抗和解说员亢奋的声音充满了房间。这曾是建国最爱看的节目，晓波也总爱挤在旁边评头论足。但此刻，建国只是坐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屏幕，眼神却空洞无物，仿佛那喧嚣的赛场与他隔着千山万水。
玉兰拿起遥控器，想换个台，找点安静的节目。建国却忽然开口，声音有些干涩：“就……看这个吧。”他似乎只是想听点声音，驱散这屋子过于沉重的寂静。
夜深了。玉兰走进晓俐的房间。房间保持着女儿出嫁前的样子，床铺叠得整整齐齐，书桌上还放着晓俐高中时得的“三好学生”奖杯，旁边是一个憨态可掬的福娃“欢欢”摆件——那是玉兰去年特意去邮局排队买的奥运特许商品，想着女儿出嫁时能带着点喜庆。窗台上，那盆小小的仙人掌依旧顽强地绿着。
玉兰坐在女儿的床边，手指抚过冰凉的床单。她拿起那个“欢欢”福娃，小小的瓷娃娃咧着嘴笑得很开心。玉兰看着看着，眼眶就有些发热。她轻轻把福娃放回原处，目光扫过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仿佛女儿的气息还残留在这里。最终，她的目光落在墙角那个熟悉的樟木箱上。
她走过去，打开箱子。里面不再是女儿小时候的旧衣，而是塞满了她这些年为晓俐准备的、女儿却嫌土气不肯带走的崭新被褥床单——大红牡丹、龙凤呈祥，都是她精心挑选、一针一线缝了被头的。她抚摸着那光滑的缎面，那细密的针脚，叹了口气。深圳那边，女儿买的都是什么“水星家纺”，说又轻又软。
她轻轻合上箱子，锁好。想了想，又把晓俐书桌上那个孤零零的“欢欢”福娃拿起来，小心地放进了樟木箱里。然后，她走到门边，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整洁得有些冰冷的房间，轻轻关上了灯，也关上了门。
回到主卧，建国已经躺下了，背对着她这边。玉兰躺在他身边，两人之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黑暗中，谁也没有说话。窗外的风声似乎更清晰了。
过了很久，久到玉兰以为建国已经睡着了，却听到他低哑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带着一种深重的迷茫和疲惫：
“这房子……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大了？”
玉兰没有回答。她只是翻了个身，面朝着丈夫微微佝偻的背影，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她听着他并不平稳的呼吸声，感受着身下这张双人床前所未有的空旷感。是啊，房子变大了，心却好像被掏空了。孩子们像羽翼丰满的鸟儿，飞向了属于他们的广阔天空，只留下老两口守着这空旷的巢穴，守着那些褪色的奖状、落灰的游戏机、还有樟木箱里塞不下的牵挂和无声的叹息。挂钟的“滴答”声，在寂静的夜里，一下，又一下，敲打着时光，也丈量着空巢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