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
筒子楼的春天，是被煤烟味和湿土气裹挟着来的。向阳的墙根下，积雪化成了脏兮兮的黑泥汤，背阴处却还顽固地残留着几块灰白的冰坨子。风刮过来，少了点刺骨的寒意，多了些粘腻的潮气，卷着锅炉房飘来的煤灰，扑打在蒙尘的窗户上。
张玉兰坐在靠窗那张旧办公桌前。桌子是厂里淘汰下来的，桌面坑洼得能盛水，她用一块洗得发白、边角磨起了毛边的蓝布铺着，算是遮羞。窗户外面，是隔壁筒子楼同样斑驳的红砖墙，视野狭窄得让人透不过气。这里是她的栖身之所，也是她和父母暂时挤住的地方。
她手里捏着一封刚收到的信。信封是那种最常见的牛皮纸，右下角印着鲜红醒目的印刷体：“工业学大庆”。信封上的字迹很用力，横平竖直，透着一股子生硬的认真劲——“张玉兰同志亲启”。
信是陈建国寄来的。他跟着车跑长途支援新线建设去了，一走就是大半个月。铁路上的日子，铁轨延伸到哪里，人就在哪里扎根，家，是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小点。
玉兰用剪刀小心地裁开信封口。里面薄薄两页信纸，也是印着“工业学大庆”抬头的稿纸。字迹和信封上一样，是建国的。
她没急着看内容，指尖先抚过信纸的边缘。纸有点糙，带着淡淡的油墨和尘土混合的气息。目光落在开头的称呼上：
“玉兰同志：见信好。”
标准的、带着时代烙印的客气。玉兰的目光柔和了些，继续往下读。
内容简洁得像工作简报：
“我已于三月五日抵达XX机务段驻点。此地条件尚可，有食堂，能吃饱。工作顺利，请勿挂念。你工作生活可还顺心？伯父伯母身体安康否？家中若有需出力之处，可告知李大姐转达于我。另：随信附上粮票叁斤（全国通用），请收下备用。”
字不多，干巴巴的，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连个感叹号都吝啬。玉兰的视线却在“有食堂，能吃饱”那五个字上停留了片刻。她知道跑新线的艰苦，尤其是这种偏远线路，所谓的“食堂”，很可能就是临时搭的棚子，所谓的“吃饱”，不过是保证饿不死。他省下这三斤珍贵的全国通用粮票寄回来，意味着他在外面，可能又要克扣自己那点定量，甚至饿着肚子扛大夜班。
她的手指探进信封深处，触碰到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硬挺挺的纸片。抽出来，是浅黄色的全国通用粮票，印着饱满的麦穗和坚实的齿轮图案，面额“叁斤”，盖着清晰的红色印章。票面崭新，边角锐利，显然是特意保存好、没舍得用的。
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有点涩，又有点暖。她把粮票放在信纸上，用指腹小心地抚平。这点粮票，在城里能多买几斤粗粮，或者在副食店碰运气换点不要票的碎饼干、硬糖。但在那个每一口粮食都精打细算、恨不得把粮票攥出汗的年月，这就是他能给的最沉甸甸的心意。
窗外，楼下公共水房的方向传来尖锐的争吵声，是赵家媳妇和李婶在为谁多用了半盆水骂街，孩子的哭嚎夹杂其中，像背景音一样顽强地穿透薄薄的墙壁。玉兰微微蹙眉，伸手把窗户关得更严实了些，却关不掉那股弥漫在筒子楼里、混合着煤灰、油烟和潮湿气味的烟火气。
她拿起桌上一本厚厚的书。封面是深红色的，印着烫金的书名——《红岩》。下乡时父亲塞给她的，一直带在身边。翻开书页，里面夹着的东西露了出来——一朵早已干枯、颜色褪成淡棕的迎春花。那是去年初春，她和建国在铁路边的荒坡上散步时，建国在石缝里发现的唯一一朵早开的花，采下来递给了她。当时花瓣还带着嫩黄的生气。她一直小心地夹在这里。
玉兰看着那朵干花，眼神变得柔软。她拿起钢笔，拧开英雄牌墨水瓶的盖子，蓝黑色的墨水散发出特有的气味。她铺开一张同样印着“工业学大庆”抬头的稿纸，开始回信。
她的字清秀工整：
“建国同志：来信已悉，勿念。家中诸事平顺，父母身体尚可，唯父亲偶有咳喘，已遵医嘱服药，并无大碍。你远行在外，工作繁重，环境艰苦，务必善自珍重，按时足量进餐，切不可为节省而亏待自身。所寄粮票，心意已领，深为感念。然家中口粮尚能支应，此票万勿再省自口粮相寄。你肩负行车重任，风霜劳苦，体魄康健最为紧要，盼你以己身为重，饱暖为要。”
写到这里，她笔尖顿了顿。她知道说“家中口粮尚能支应”是宽慰他。筒子楼里，谁家的粮本不是算着指头过？但她也明白，若直接退回，以建国的固执和责任感，下次只怕会寄更多，自己吃得会更差。她轻轻吸了口气，继续落笔：
“……春日寒暖不定，望及时添减衣物，保重为上。盼归期早定。”
信的主体写完了，是符合时代规范的、克制的关心。她放下笔，从抽屉深处取出一个薄薄的、用白纸线装订的小本子。封面空白。翻开，里面是用钢笔工整抄录的诗句。有普希金的，有艾青的，更多的是那个年代能被允许传阅的、相对“安全”的中外诗作。抄诗，是她在这精神同样贫瘠的年代里，为自己保留的一小块隐秘花园，一点不合时宜的浪漫。
她选了一首。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那诗里“林中两路分岔”的意象，莫名地契合了她此刻的心境——在时代的洪流和命运的岔口，她似乎正和建国一起，选择了一条人迹更少、或许也更艰难的路。她屏息凝神，极其认真地将这首诗抄录在信纸的背面。字迹比前面的家书更显清逸灵动。抄罢，她凝视着诗句，笔尖悬停片刻，最终在诗的下方，用极细小的字体，添上了几个字：
“路纵崎岖，同行便好。”
这大概是她此刻能表达出的、最接近心意的句子了。她把信纸仔细折好，连同那张崭新的粮票一起放回信封。想了想，她又拿起那本《红岩》，轻轻翻开夹着干花的那一页，将信封小心地压在了书页下，仿佛将这个小小的、带着体温和心意的秘密，藏进了一个更宏大的背景里。
刚做完这些，房门被轻轻推开。玉兰的父亲张明德，一个头发花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背脊微微佝偻的老人，端着个冒着热气的搪瓷缸走了进来。他脚步很轻，带着一种长期谨小慎微养成的习惯。
“兰儿，喝点热水，暖暖身子。”他把缸子放在桌角，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桌面，落在了那本摊开的《红岩》上，以及书页下露出的那截印着“工业学大庆”的牛皮纸信封角。信封上那生硬、刻板得像公文一样的字迹，像一根细小的芒刺，瞬间扎进了老人的眼底。
张明德没有去动那本书，只是端起自己的搪瓷缸，吹了吹并不烫的水面，声音低沉而疲惫：“又是……那位陈同志的信？”
玉兰“嗯”了一声，伸手将书合拢，信封被完全遮盖住了。
“唉……”老人长长地、沉重地叹了口气，那叹息仿佛来自肺腑深处，带着无尽的忧虑。他推了推滑到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复杂地看向女儿，“兰儿，爸不是老古板，也不是非要讲究什么门第……可你，你是读过书的，心里装着诗词歌赋，装着星辰大海。他……一个农村出来的兵，如今是个铁路工人，字写得像斧凿刀刻，除了扳道岔、修机车、跑车吃饭，他懂什么？懂贝多芬的月光？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渊？你们……精神上隔着一条鸿沟啊！日子不是光靠粮票、靠一把子力气就能过好的！爸是怕……怕你将来心里苦，委屈了自己这一生啊！”老人的声音里充满了痛心和一种近乎固执的、对知识尊严的守护。
玉兰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低头看着《红岩》深红色的封面，手指无意识地描摹着烫金的书名。隔壁传来锅铲碰撞铁锅的刺耳声响，一股浓烈的葱花炝锅味儿混着劣质豆油的焦糊气，顽强地钻过门缝，弥漫在小小的房间里，这是筒子楼里最寻常也最浓烈的烟火味道。
房间里陷入一片沉默。窗外的天光渐渐被暮色吞噬，屋内没有开灯，光线变得晦暗不明。楼下水房的争吵不知何时停了，只剩下一种压抑的、带着回音的寂静。
良久，玉兰抬起头，看向父亲。昏暗中，她的眼睛异常明亮，像两点沉静的星火。她的声音不高，却清晰而平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爸，他懂不懂贝多芬，我不知道。他读没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去年冬天在礼堂，风雪那么大，他修完电线，接过我递的那碗姜汤时，手是冰凉的，却在微微发抖，他捧着那碗汤，喝得很慢，很认真，像是捧着一件顶要紧的东西。我知道，他跑车那么累，在外头风吹日晒，却把省下来的粮票，崭新崭新的，寄了回来。这日子里的艰难，他想着替我分担。这日子里的那一点点暖意，他知道留给我。爸，您说的鸿沟，”她顿了顿，目光落在被《红岩》压住的那封信的位置，“也许它真的存在。但我想试试，和他一起，把日子踏踏实实地过下去。这……还不够吗？”
张明德端着搪瓷缸的手停在半空，热水腾起的白气氤氲了他的镜片。他看着女儿平静却无比坚定的脸庞，嘴唇嗫嚅了几下，终究没能再吐出一个字。那番关于精神鸿沟的忧虑，在女儿口中描述的“一碗姜汤”、“一张粮票”的实实在在的暖意面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他默默地放下缸子，几滴热水溅在斑驳的桌面上，迅速洇开，留下几个深色的圆点。
他佝偻着背，像一下子被抽走了力气，慢慢地转过身，脚步沉重地走了出去，轻轻带上了房门。
房间里只剩下玉兰一个人，和窗外彻底降临的暮色。她重新翻开那本《红岩》，拿出那封信，指腹再次抚过信封上“张玉兰同志亲启”那几个力透纸背的生硬字迹。然后，她轻轻翻到夹着干花的那一页，将信封再次小心地压回去，连同那朵早已褪色却依然保持姿态的迎春花。
她合上书，仿佛将一段刚刚萌芽、带着涩意也带着暖意的期许，连1970年春：两人通过书信交往。建国寄部队粮票，玉兰回赠手抄诗集。玉兰父亲（旧知识分子）反对城乡结合。最日常的书信和一次父女间的观念碰撞，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背景下，展现了两人情感在含蓄中积蓄力量的过程。粮票的“重”与诗歌的“轻”，共同构成了他们婚前情感世界的经纬线，也为即将到来的婚姻（第三章）奠定了基调——一条他们选择共同走下去的、人迹更少的路。同那句“同行便好”的微弱心声，一同封存进这红色的封面之下。窗外，不知谁家熬的棒子面粥开了锅，一股浓郁的、带着粮食焦香的气息飘散开来，混着煤烟、潮湿和隔壁传来的饭菜味，这就是1970年春天，筒子楼里最真实、最粗粝、也最顽强的人间烟火。
明天，这封信会踏上旅途，穿过千山万水，去往那个跑车人的手中。信封里，装着克制的问候，一张承载着生存重量的粮票，一首抄录在信纸背面的异域诗篇，还有一句压在书页深处、轻如羽毛却重若千钧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