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的绿色邮筒掉了块漆，露出底下锈红的铁皮。阿婆每天路过都要摸一摸，像摸自家孙子的头。
三十年前她就在这儿寄过信。那时邮筒还新，绿得发亮。信是寄给远方部队的儿子，字是托隔壁先生写的，她在旁边摁了个红指印，说这样儿子就知道是娘寄的。
后来儿子成了烈士，信再也没寄出过。阿婆还是每天来，有时放颗水果糖进去，说怕邮筒寂寞。
这天暴雨，邮筒底座松了，歪歪斜斜要倒。阿婆急得直跺脚，蹲在旁边撑着伞，像护着什么宝贝。
傍晚雨停了，邮局的小伙子来修邮筒。阿婆看着他拧紧螺丝，突然说：“小伙子，帮我寄张空白明信片吧，地址就写……就写以前那个部队。”
小伙子愣了愣，点点头。阿婆看着明信片投进邮筒，听见里面轻轻一响，像极了三十年前，儿子在信里说“娘，我挺好的”。
明信片寄出去的第二天，阿婆又往邮筒里塞了颗薄荷糖。天热，她总怕铁皮里头闷得慌，仿佛那里面真住着个需要清凉的人。
邮局的小伙子隔三差五来巡检，每次都能在邮筒底部摸到阿婆塞的糖。有时是水果硬糖，有时是酥糖，纸包上总沾着点潮湿的水汽，像是从阿婆汗津津的手里攥过来的。他没说破，只在每次修完邮筒后，多留一会儿，听阿婆絮叨几句。
“我儿子以前最爱吃薄荷糖，说站岗时含一颗，脑子清醒。”阿婆摸着邮筒掉漆的地方，指腹蹭过锈迹，“他总说，娘，等我回家，就带你去镇上吃桂花糕。”
小伙子听着，忽然想起自己爷爷。爷爷也是老兵，抽屉里总锁着张泛黄的明信片，地址模糊不清，只在背面画了个歪歪扭扭的五角星。
过了半月，阿婆又要寄东西。这次不是空白明信片，是个用红布包着的小布偶，巴掌大，是她连夜缝的，眉眼缝得歪歪扭扭，却看得出来用了心。“这是他小时候的样子，”阿婆把布偶递给小伙子，声音发颤，“他总吵着要个布老虎，我那时候忙，没给他做……”
小伙子接过布偶，红布里裹着颗晒干的野枣。他认得，巷尾老树上结的，酸得人眯眼。阿婆说过，儿子小时候总爬那棵树，摔下来好几次，还咧着嘴笑。
布偶投进邮筒时，发出闷闷的一声响。阿婆站在原地，看着绿色的铁皮发呆，忽然抬手抹了把脸。小伙子假装整理工具，眼角余光瞥见她袖口沾着点枣泥——许是晒枣时不小心蹭上的。
那天傍晚，小伙子回邮局，把布偶和野枣小心地收进一个铁盒，和爷爷那张画着五角星的明信片放在一起。铁盒就藏在邮局仓库最里面，锁着一把旧铜锁。
后来阿婆还是每天来摸邮筒，有时带颗糖，有时只是站一会儿。邮筒的漆补了又掉，锈迹越来越深，却再也没歪过。有回阿婆来，见邮筒顶上多了个小小的挡雨板，是用旧铁皮敲的，边缘还不太齐整。
她抬头望了望邮局的方向，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轻轻覆在邮筒上，像个沉默的拥抱。风从巷口吹过，邮筒里似乎传来细微的响动，像是有人含着糖，含糊地说了句：“娘，我收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