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年龄稍长，但年长的人更懂得体贴。”她这样说道，像是在说服自己。
随后，母亲又好奇地追问：“听你姑姑说，那位小姐是高中教师，她在哪所学校任教呢？这样一来，孩子的教育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她的思维已经跳跃到了遥远的未来。
我轻笑着回答，带着一丝恶作剧的意味：“和我就读的高中是同一所学校。”
母亲听到这话，情绪立刻变得更加激动，手里的芹菜都忘了放下。“哎呀，这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吗？彼此了解，也算是有情感基础！”她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
情感基础？是的，情感基础深厚无比——建立在无数次训诫、罚站和苦口婆心上的革命情谊。
记得高三下学期，我们的班主任因产假离开了，婉暮临时接替了她的位置。那时的学校还区分重点班和普通班，而我们班，是普通班中的佼佼者。班级的学生构成包括：艺术生、体育生、自暴自弃的学生。我们就像是“父辈的烦恼联盟”。
而我，就是老师们口中的“极少数人”、“更甚者”、“无缝的蛋”。想当年，我们班让婉老师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身体几乎累垮。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汹涌而至。
“宋昭，你有梦想吗？”她曾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
“我的梦想是成为我们学校的校长，然后给婉老师加薪。”我嬉皮笑脸地回答。
她叹口气，揉着太阳穴：“......出去。”
……
“宋昭，《滕王阁序》你什么时候能背下来？”
“明年……”我信誓旦旦。
她深吸一口气：“......现在是高三上学期。”
……
“问题：赵树理是我国当代什么派作家？宋昭同学，你填的是什么？”她拿着我的试卷，手指点着那个空白处，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蛋黄派……”我小声嘀咕，然后成功地把办公室所有老师都逗笑了，除了她。
当年的我，是个典型的叛逆少年，而婉暮则是典型的负责任教师。而且，她与我针锋相对。
因为我上课总是和同桌窃窃私语，所以她给我换了不下十次座位。班级的东南西北中，上下左右，都曾留下过我的足迹。最后我告诉她：“婉老师，你就别再费心了，我和谁都能聊得来。”她气得脸色发白，第二天就在讲台的一侧，为我单独打造了一个超V级的专属座位，美其名曰“首席发言区”。
在她锐利的目光下，我的初恋情愫被她捕捉。听闻那些小情侣们在晚自习结束后，总喜欢偷偷溜到校园的小树林里幽会。因此，她夜夜守候在小树林中，拿着手电筒，像一位忠诚的守林人，等待着我自投罗网。然后，我便获得了熟悉的办公室一日游的“奖励”，以及长达一小时的“爱情与前途”辩证关系论述。
她苦口婆心地劝诫我，早恋就像是一棵只开花不结果的树。我置若罔闻。她再次劝诫我：“高中时期不要涉足，质量不佳，等到大学再寻觅，携手到老。”
我反问她：“那么婉老师，您在大学找到那个携手到老的人了吗？”
她轻叹一声，眼神有一瞬间的飘忽，“宋昭，选择题四个选项你都选不对，14亿人中你能找到那个对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