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被按下快进键，转眼就到了2020年。这一年的开端带着某种奇特的预兆，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粉白的花瓣在寒风中倔强地绽放。
我的工作开始发生改变。疫情让整个行业重新洗牌，我抓住机会把大部分重心放在了事业上。每天最早到办公室，最晚离开，键盘敲击声常常持续到深夜。付出总有回报，项目渐渐有了起色，年终时得到了应有的回报。那些加班的夜晚，办公楼里只剩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在走廊回荡，但我并不觉得孤单，至少工作从不会辜负我的期待。
他对我百依百顺，甚至开始主动组织约见我父母。见面那天，他特意穿了我给他买的藏青色西装，连头发都梳得一丝不苟。餐厅里，他给我父母斟茶表现得很好，谈话也异常顺利。
“就是距离太远了，”临走时母亲悄悄对我说，“我们没法经常见到你。”她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包带，眼睛里的担忧像一层薄雾。
上半年我几乎不愿意出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他依然雷打不动地来给我做饭，洗漱完毕后再匆匆赶去医院照顾姥姥。厨房里，他新买的砂锅已经开始泛黄，锅底结了一层洗不掉的油垢。我对这样的生活没有想法，一切都可以接受，就像接受每天必到的外卖和永远洗不干净的碗筷。
下半年，他试图让生活有些变化。我们去了延庆世园会，大片大片的郁金香开得热烈；去了大兴念坛公园，湖水映着晚霞像打翻的调色盘；去了首钢园，生锈的钢铁骨架在夜色中沉默矗立；去了定都阁，落日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偶尔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景山，站在万春亭上看紫禁城的金顶在阳光下闪烁。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景色在我眼里都蒙上了一层薄纱，美则美矣，却再也不能让我的心泛起涟漪。
这一年我开始催促他推进结婚事宜。没想到每一件小事都变得异常艰难，像在解一团乱麻。这些年积攒的感情开始浮动，像一杯被不断摇晃的茶水，再醇香也难免洒出几滴。
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家长见面这件事。明明说好一起回山东，临行前他却说姥姥突发病况住院。“我妈真的顾不上我的婚事，”他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背景音是医院嘈杂的广播声，“等姥姥情况稳定一点再说好吗？”我握着手机站在北京南站门口，玻璃里的人们，脸上挂着永恒不变的微笑。
家里的压力与日俱增。“到底什么时候能定下来？”母亲每次视频都要问，“你都这个年纪了......”我总说快了快了，心里却不知道来了到底多久才来。可我又舍不得放弃，四年多年的感情，一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那么多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如何放手，如何对得起那年的誓言。
我开始心疼他。看着他眼下的青黑越来越重，看着他白衬衫的领口渐渐泛黄，看着他手机里永远停不下的医院电话。我们决定先领证，其他事情慢慢来。但令我未曾想到的问题接踵而至，他的户口本在他父亲手里，而那个男人，他在两年前就告知我，早就失联。
“奶奶那里也没有吗？”
“我找过了，真的没有，她也不用，而且她也找不到我父亲。”
“派出所能补办吗？他连自己母亲都不管吗？”
“需要直系亲属到场......”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一场荒诞的“寻户口本”之旅。他说去老家派出所开证明，去居委会盖章，去公证处做声明。每个环节都卡壳，新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深秋的北京，他说奔波在各个办事窗口之间，手里的材料越攒越厚，希望却越来越薄。
跨年夜的火锅吃得索然无味。咖喱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羊肉片刚下锅就老了。我们相视一笑，却在彼此眼中看到了同样的茫然。窗外的烟花炸开时，我突然想起那年冬天他手背上烫伤的疤痕，如今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
春节我独自踏上了回山东的高铁。站台上，他往我手里塞了一袋食物，路上吃。列车启动时，我看着站台渐渐后退，忽然意识到，原来我们的距离，早就比北京到山东更远了。
这一年的春节我还是一人回到了山东，我们还是从未一起度过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