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儿啊！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筒，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
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中。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
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急着找份活。旅馆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
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就是开美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它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
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吟吟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
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
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坐的旋转椅，一个供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
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
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吐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
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从围布里伸出来去摸我腿。我直接把对方的手塞回去，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收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卖肉吗？
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贱！以后别来了！”
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她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这么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