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的心猛地一揪。阿哲？是照片上的男人吗？
她接着往下翻，笔尖划过纸页的力度很轻，字里行间却全是藏不住的甜。母亲写他会在下班路上给她买烤红薯，写他修自行车时总爱让她递扳手，写两人挤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分食一碗加了两个蛋的阳春面。
2月14日，雨。
西方的情人节，阿哲说俗气得很，却偷偷在我抽屉里塞了支红玫瑰。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像他说话时紧张得发亮的眼睛。他说，等攒够了钱，就买个带阳台的房子，给我种一阳台的花。
看到这里，林晚忽然想起母亲的阳台。从小到大，那里永远摆满了各色花草，春天是月季，夏天是茉莉，秋天是菊花，冬天是腊梅，唯独没有栀子花。她以前问过，母亲只说“不好养”，现在才懂，或许是怕触景生情。
日记写到3月初，字迹开始变得潦草。
3月6日，阴。
阿哲要去邻市看一个项目，说山路不好走，不让我跟着。我跟他吵了一架，我说我不怕累，就想陪着他。他板着脸说“听话”，可转身关门时，我看见他偷偷抹了把脸。他总是这样，把担心藏得那么深。
最后一篇日记，停在3月7日。
只有一句话，墨迹深得像要透纸而出，笔画因为用力而划破了纸页：
他走了。别等了。
林晚的眼泪“啪嗒”一声砸在纸页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原来照片背面的字，是母亲写的。在那个男人离开的同一天，她在日记里写下了同样的话，像是在对自己下一道残忍的命令。
她合上日记本，胸口像被巨石压住，喘不过气来。那个在她记忆里永远坚韧、永远笑着说“没事”的母亲，原来藏着这样深的痛。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周延回来了，手里提着个塑料袋，“买了你爱吃的草莓，洗好了，过来吃点。”
林晚没动，只是抬头看他。阳光从他身后照进来，给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边，恍惚间，竟和照片上那个叫“阿哲”的男人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