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把自己关在书房，像一只嗜血的蝙蝠，吮吸着从这个真实案件中提炼出的汁液。我构建了一个名叫“陈静”的失踪少女，一个表面儒雅、内心变态的教师“高铭”。我放大了那份扭曲的师生关系，虚构了更多耸人听闻的细节，将高铭塑造成一个利用职权和心理操控实施完美犯罪的恶魔。至于证据为何消失？我设计了一个模糊的暗示：或许是权力干预，或许是警局内鬼，留给读者去猜。
书名叫《沉默的教室》。上市即爆火。媒体称赞它“直面人性的阴暗”“推理严谨”，读者们为少女的命运叹息，对变态教师口诛笔伐。签售会的队伍长得看不到头，镁光灯下，我微笑着签下名字，接受着赞誉，仿佛自己真的成了洞悉罪恶的智者。
那天在市中心最大的书城，人潮依旧汹涌。我机械地签着名，手腕酸麻，脸上却保持着得体的微笑。就在间隙抬头活动脖颈时，我看到了一位老妇人。
她站在队伍旁，并不往前挤，只是安静地看着我。年纪约莫七十上下，穿着剪裁合身的深灰色羊绒外套，银发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面容清癯，眼神是一种经历过巨大风霜后的平静，但平静之下，又似乎藏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沉重。她的气质与周围喧闹的环境格格不入。
终于轮到她时，她将一本精装版的《沉默的教室》轻轻放在我面前，并没有像其他读者那样要求写祝福语或合影。她只是从随身的手袋里取出一个对折的素色便签纸，放在书页上，推到我面前。
“林先生，书写得很好。”她的声音温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但里面有一个漏洞，很大的漏洞。”
我愣了一下，签售会上遇到各种奇怪的读者是常事，但这种开场白还是第一次。我维持着笑容：“哦？愿闻其详。”
她直视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凶手，不是那个班主任。”
我几乎要失笑。又是这种自以为是的“推理爱好者”。我耐着性子，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反问：“是吗？那依您看，真正的凶手是谁？”
老妇人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依旧平静得可怕：“是我女儿。”
这个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您……女儿？”
“是的。”她顿了顿，补充道，“她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但她留下了一本日记。”
我的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女儿？日记？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悲伤过度的母亲产生的臆想。我试图从她脸上找到一丝疯癫的痕迹，但没有，她的眼神清醒得令人心悸。
她似乎并不期待我的回应，只是完成了一个告知的动作。她微微颔首，转身便离开了，身影很快消失在书城的人流中。
我捏着那张便签纸，指尖有些发凉。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娟秀的字迹，是一个地址，位于城市另一端一个以安静和昂贵著称的老牌别墅区。
回到家，妻子苏蔓正窝在沙发里看电视，暖色的灯光洒在她身上，勾勒出柔和的轮廓。她是我大学学妹，温柔、娴静，像一株需要人呵护的菟丝花。这些年我埋头写作，家里大小事务全靠她打理，从无怨言。
“回来啦？签售会顺利吗？”她起身接过我的外套，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是她常用的那种栀子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