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进去，我只是在外面，用手机，像个最卑劣的侦探，拍下了一切。我看到那个年轻发型师，叫阿斌的，如何熟稔地帮她捋起头发，如何在她耳边低语，看到她做完头发后，他们前一后地离开，走进不远处的一个老旧小区。
证据确凿。当我在那栋旧楼的楼道里，听到里面传来桂兰的笑声和那个男人的说话声时，我所有的愤怒、屈辱、痛苦，反而奇异地平静了下来。像一块烧红的铁，被猛地浸入了冰水，只剩下坚硬和冰冷。
我没有踹门，没有捉奸在床那种撕破脸的戏码。那太廉价了，配不上我这些年的付出，也配不上我将要给予他们的“回报”。我默默地回到县城，像一头受伤后舔舐伤口的狼，开始谋划。
愤怒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人失去理智。我要做的，是让她，和那个毁了我家庭的小白脸，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那些年拼命挣钱，我有一个好处，就是特别信不过别人，凡事喜欢留一手，所有的资产，虽然是我们夫妻共同奋斗的结果，但从一开始，我就习惯性地把大部分登记在我自己名下，或者说，用一些她不太懂的法律文书，确保了我在处置财产时的绝对主动权。桂兰没什么文化，以前也从不操心这些，她只管着家里的日常开销，大钱一向是我在打理。她信任我，或者说，她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用这种信任来对付她。
我找来了县里最好的律师，当然，是以咨询收购站税务问题的名义。在律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了一系列合法合规的操作。县里的两套商品房，通过“抵押借款”再“以物抵债”的方式，过户到了我信得过的远方亲戚名下；自建房本来就在我父母名下，只是我们住着；收购站的法人代表，我变更成了阿强；两辆车，也早早做了处理。至于市里那套房子，当初买房时，我就坚持只写了两个孩子的名字，这一点，桂兰当时还夸我想得周到，说以后省了遗产税。现在想来，简直是天意。
这一切做得悄无声息，快如闪电。桂兰还沉浸在市里的新生活和那段见不得光的关系里，对我这边的动作一无所知。
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后，我选了个周末，孩子被接到县里爷爷奶奶家的日子，开车去了市里。那天，我穿得很整齐，心情异常平静。
回到家，桂兰正在试一件新买的羊毛衫，脸上还带着刚约会回来的红润。我坐在沙发上，开门见山。
“桂兰，我们离婚吧。”
她愣住了，手里的羊毛衫掉在地上。“建国，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把一叠照片甩在茶几上，那是她和阿斌进出那个老旧小区的清晰影像。“这个叫阿斌的发型师，你熟悉吧？”
她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想辩解，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
“不用说了。”我打断她，“事情到了这一步，好合好散。家里的财产，情况你也清楚。县里的房子车子，都抵了收购站的债务了，现在我是欠了一屁股债。好在市里这套房子是孩子的，动不了。你，净身出户。”
“陈建国！你混蛋！”她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尖叫起来，“那些家产是我们一起挣的！你凭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