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户对着后院，那里有棵巨大的梧桐树，叶子正黄得灿烂。
陈守拙说，这树是他和简素心当年一起栽的。
他引着简宁坐下，把热茶放在桌上，自己也坐下，目光望着那棵梧桐树，仿佛陷入了悠远的回忆。
“我们那时候都在云城插队，文化站缺人，就到处找会外文的知青。你母亲俄文好，我是懂点英文，我们被安排到文化站工作，负责整理外国文献。”他望着树说，“那时候，年轻人没什么书可读，我们就偷偷把那些书里面自己喜欢的篇章、诗歌抄下来，互相交换着看，还试着翻译，互相较劲谁译得更好。”
“那……为什么后来分开了呢？”
“后来政策变了，大家陆续调回城，”陈守拙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只是看着杯中的热气，“她家里给安排了新工作，也……介绍了对象，就是你的父亲李为民同志 。而我……我成分不好，父亲是右派，不能连累她。”
简宁想起父母那张褪色的结婚照，母亲穿着崭新的确良衬衫，笑容标准得像宣传画。
原来那笑容背后，藏着的是另一个故事的尾声。
“你等一下。”陈守拙进屋去，不一会就取来一个铁皮盒子，“这里，是你母亲这些年，写给我的所有回信，现在，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铁皮盒的最下面是一本手抄的诗集，扉页上写着：“致守拙：愿我们都有勇气成为少数者。”
回程的火车上，车窗外已是夜色四合，远方城镇的星星点点的灯火擦着列车背道而驰。
简宁打开那个铁皮盒子，里面，是母亲简素心的字迹。
她读着母亲的回信。
在一封1985年的信里，母亲写道：
“守拙：宁儿今天会叫妈妈了。我看着她的小脸，忽然明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承担什么。你问我后不后悔，我想说，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代价与荣光...”
另一封1990年的信里，她写道：
“为民发现了我们的信。他没有吵闹，只是更沉默地抽烟。第二天照常去买我爱吃的豆腐脑。这就是生活，守拙，它不完美，但足够真实。”
最后一封信写于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后：
“老朋友，我开始忘记事情了。昨天叫错了女儿的名字，今天找不到回家的路。但奇怪的是，四十年前文化站阁楼上的每一个下午都清晰如昨。如果有一天我连你都忘了，请记住——有些东西比记忆更长久。”
简宁把脸贴在车窗上，冰凉的玻璃让她稍微平静。
原来母亲不是她记忆里的平凡女性，而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做出选择，并默默承担所有后果的人。
回到家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李为民正在修一把旧藤椅——那是母亲生前最常坐的。
“爸，我见到了陈守拙。”
李为民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缠绕藤条：“他...还好吗？”
“还好。一个人守着家旧书店。”
“那就好。”李为民用力拉紧藤条，“你妈...那些信，你都看了？”
简宁点头。
李为民放下工具，点了一支烟：“有一年冬天，我见过他一次。他来县城办事，远远地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