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工作区、食堂，三点一线，全程有摄像头和打手监控。园区围墙高达四米，上面是带刺的铁丝网，据说通了电。大门口有持械保安二十四小时值守。想硬闯？下场据说很惨，之前有个尝试逃跑的，被打断腿扔回宿舍示众，第二天就消失了。
刘米观察着一切。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收起那份毕业生的骄傲和急躁。他知道，硬碰硬只有死路一条。必须隐忍，必须学会伪装，必须利用自己的脑子。
他开始“认真”工作。不再抵触那些漏洞百出的骗局话术，反而深入研究起来。他本就是学电商的，对沟通技巧、心理学稍有涉猎。他仔细分析那些成功“开单”的“业务精英”们的通话录音，总结他们的语气、节奏、应对质疑的方法。他甚至偷偷观察“经理”和打手们的行为模式、换班时间、监控死角的可能位置。
他发现，这个组织层级森严。最底层是像他这样的“猪仔”（他们内部对自己的蔑称），上面是小组长，再上是“经理”、“总监”，最高层是神秘从未露面的“老板”。打手们归“安保部”管，和“业务部”看似一体又有微妙隔阂。安保部的头目外号“刀疤”，脸上真有一道狰狞的疤，比“黑熊”更阴沉可怕。
惩罚制度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未完成业绩，轻则没饭吃、体罚（俯卧撑、深蹲到虚脱），重则电击、关小黑屋（一个没有光、只有蚊虫的狭小空间）。完成业绩则有微薄的奖金、稍好的伙食，甚至允许给家里打一个被监听的报平安电话。
刘米意识到，想要活下去并找到机会，首先得在这套规则下暂时“安全”下来。他收起恐惧，开始模仿那些“成功者”。他对着镜子练习微笑（虽然比哭还难看），调整语气，让自己听起来更可信。他利用自己的小聪明，稍微修改了话术，使其更符合逻辑。
几天后，他居然真的“开单”了。一个孤独的海外老人，被他冒充的“孙子”急需保释金的戏码骗到了第一笔钱——五千美元。当“经理”在晨会上表扬他，并扔给他一个苹果作为奖励时，刘米脸上挤出感激的笑容，心里却在滴血。那笔钱，可能是那个老人一生的积蓄。负罪感啃噬着他，但他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活下去，为了获取一点点信任和活动空间。
他变得“听话”，甚至偶尔会向小组长汇报一些无关紧要的“情况”（比如谁谁偷懒），小心翼翼地融入这个扭曲的环境。他主动帮某个打手修好了出了故障的平板电脑（他大学时玩过刷机），换来对方一点点的“好感”——至少，挨揍时下手会轻点。
但这一切伪装之下，他寻找逃生机会的眼睛从未停止扫描。他注意到，工作区的监控摄像头虽然密集，但有几个角落因为线路问题或者遮挡，存在短暂的盲区。他还发现，宿舍楼顶的天台门锁似乎是坏的，只用一根铁丝缠着，也许是个突破口。最重要的是，他发现整个园区的网络管理似乎并不特别严密，或许是他们自信外人无法轻易接入，内部这些“猪仔”也没能力搞鬼。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中逐渐成型：外部报警几乎不可能（所有对外通讯被严格监控和过滤），那么，能否从内部网络找到一丝缝隙？他需要一台能接触到底层代码的设备，需要时间，需要不被怀疑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