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在苏昊程还是厂长的时候，他就对中国企业内部的机制进行了反思。他并不把经济效益不好全归结于工人的素质和积极性太低，而是相反，他对中国现行体制的弊端很有感触。正是这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把中国的工业拖入一条难以爬出的沼泽。要想摆脱掉它，不能够停滞不前地观望，因为一旦停滞，整个经济就会下沉得更快。但也不能倒退，回到原路上再行摸索。那样一来，等于白白浪费了十几年的光阴。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回到改革从前的境况，怎么办，只有以顽强的毅力继续向前，以自己的努力去爬出沼泽。这条路看起来极为艰难。
然而，苏昊程毕竟是苏昊程。
乘纺织局内部各企业正在进行初步改革自我消化之际，他仔细地研究了中央有关经济改革的文件，首长和专家的报告，以及获得企业自主权的企业进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情况，并且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些欧美国家出版的最新管理技巧的书籍。他必须在半年内拿出自己的正式方案。他认为，连中国普通老百姓都能发现目前生产关系中存在许多问题，这就足以说明必须加紧和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了。
研究的结果，他发现。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在各地区、各部门之间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总起来说，不过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中央、地方、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上进行纵向改革，一个是在统购统销，计划分配上打开缺口，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改变生产与需要互相脱节的横向改革。这第二条对他来说倒不太棘手，中国的纺织品已行销世界几十个国家。在国外早已打开市场，问题如何在保持现有优势的情况下努力更新换代，使产品长盛不衰。这关键在于设备的更新，为此，他决定从西方国家尽快进口一批生产线，尤其是毛纺品更是重点。他已有个设想，与世界上毛纺产品生产最多的澳大利亚合资，出口以换取外汇。至于在企业内部，强化劳动纪律，革新技术，改组人事等等。还不大属于他的改革范围，苏昊程并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事情上，他认为这些事情做好，至多不过是恢复到的水平罢了，他的着力点是改革。
在纵向改革上，中央、地方、企业之间的分配比例不由企业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在企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由企业决定的范围内，则仍不能很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因为，作为唯一调节分配的形式——奖金（如今劳动模范有时还不如一百元奖金值钱）的发放就问题重重，不能真正调动起生产劳动者的积极性，可是，在尚未实现自动化的今天，生产劳动者的积极性在国民生产中的作用却是主要的。
后者，即横向改革，则需要企业有一个出色的深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实干家，精明的生意人。旧社会小商品生产者的货物很少积压，就是因为他集生产者和商人于一身。知道自己的商品能卖出多少，因而也就生产多少，如今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生产和销售却不挂钩，有些供不应求，有时积压严重。企业的成败决定于企业家的能力。生产劳动者的作用充其量还是被限定在生产过程中，姑且不说这点，就是目前按行政系统，用行政管理的方法管理企业这种情况，就会大大束缚这个领导人的手脚。苏昊程是吃过这个苦的。他昏昏地明白这给纵向和横向的改革都造成困难。
他常常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对刚任局长时的小打小闹式改革，他深为好笑。是啊，那时束手束脚的他，初来乍到，处处不敢越雷一步。如今放开了，却又有些力不从心。他望望窗外，树影扶疏，时明时暗。有时，他透过叶片的缝隙望着一孔蓝天，思绪会飞得很远很远。他不记得哪本书上读过，英国弗兰西斯培根有一句话：雄心，是一种内分泌，会使人振作起来。的确，他体会到，只要一接触改革问题，心头的寂寞和郁闷就会暂时排解开来，兴奋得连肌肉都会颤抖起来，眼睛里只有一百米上那根标志终点的横行。
他长长地吐了口气，却又想到了姚鼎。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写道：“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见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苏昊程里常将此言当作“座右铭”，他暗笑姚书记的那种权欲熏心的做法，只见到眼前自己的一点利益，却不想到大众的更高尚的权益。“一井底之蛙。”苏昊程轻蔑地想，可有什么法子，他还是党委书记，高高在上，让你无奈何。要是个木雕像也好，可是他偏偏还要动，而且总动得不是地方，仿佛故意跟你捣乱似的。想到此，黄局长无可奈何地又叹了气。难哪！
“无论如何，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徐九经老头说得好：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苏昊程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依然不改初衷。大不了回厂里当工人，不戴这顶乌纱帽了。他想。
七月初，纺织局对下属各公司，各企业进行了半年经济效益的考察，结果令人既高兴又失望。利润在全市依然是各行业前列，可增长速度却停滞不前，这更促使苏昊程下决心去改革。局里召开厂长以上干部会议时，他把自己下放承包权利，利润分成的方案提了出来，反响很强烈。拍手的居多，偷偷骂街的也不少。姚书记则稳坐钓鱼台，隔岸旁观。对于苏昊程的大胆举动，他既内心窃喜，又有些惋惜。自己的这位同僚弄不好身败名裂，这对他来说并不见得好到哪儿去。至少自己也得承担一份责任，姚鼎开始暗暗盘算怎样才能让部里头设法“告诫”他一下，以免殃及“池鱼。”当苏昊程让他发表一些意见时，他不置可否，令人觉得高深莫测。
姚鼎回到家里，听见姚芳姐俩正在不停地斗嘴嬉闹。眉头渐舒展了一些。老伴退休好几年了，家庭生活也安排得井井有条。两个宝贝女儿都已经放了暑假，整天里说呀闹呀！使得姚鼎也很舒心，尤其是姚芳，前些时候像丢了魂似的，这几天也好了许多。姚鼎不明小女孩的心性，见她有说有笑了，自己也开心了许多。有些没事拿出“茅台”“五粮液”喝上两杯，这些酒大都是同事、下属送的。姚鼎也不忌讳什么“贿呀，赃呀！”他又没给什么人开绿灯、走后门什么的。“心底无私天地宽。”酒喝起来自然也痛快得多。
姚芳嗔着妹妹又把衣服留自己洗，满心不痛快，可又无可奈何，谁让自己当姐呢？唉，她自以为吃了亏，又觉着无代价地洗太不划算，于是她叫姚慧去扫地。小姚慧对撒开了娇：好姐姐，我累着呢？
姚芳笑骂：“小丫头，你整天待着还累，干点活就叫唤，玩起来怎么那么大瘾呢？今儿你不扫地我就不给你洗衣服。”
姚慧没法，噘着嘴去拿扫帚，听得门响，见是父亲回来了，连忙扑过去，连说带笑，假装忘了姐姐的吩咐。给姚芳气得没撤，她嘴一扭一努，没奈何继续往洗衣机里加水加洗衣粉。
洗衣机发达嗡嗡响着，轻而漫长，时时被搅水声打断。姚芳不耐这单调的声音，回到自己房里，躺在床上，两耳里塞上耳机静地听起《梁山泊与祝英台》。
她从杨华那里借到这盘磁带，一听起来就放不下了。她喜爱这优美的旋律，而她多愁善感的性格更使她对梁祝同窗三载，朝朝欢娱的生活感情更为倾倒有时候，当夜静更深之时，望着窗宁静的夜空，闪烁的繁星，听着从袖珍小录音机里传来的那如泣如诉的哀怨，她的心也不禁飞向远方应和那虚无缥缈的仙境。那一刻。念她无限惬意和满足。此时，又听到梁祝对答，内心的一切不畅都烟消云散了。
全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过晚饭。姚母和姚芳在厨房里洗刷碗筷。姚慧与父亲坐在大屋里侃大山，对于小女儿幼稚而天真的问答，姚鼎内心里十分畅快。他也不厌其烦把单位里的事讲与小女听，也不管她懂不懂，一股脑地全说给她。一老一少叽叽喳喳，其乐融融。
“嗒嗒。”有人敲门，姚芳轻快地跑出门，是李贤，姚芳认识。
“姚书记。吃过饭啦。”李贤手提着两瓶酒，亲热地对迎出来的姚鼎方问候着。
北京人熟人见面常常用“吃过啦？”来相互问候。许多时候不分场合和时间，使人觉得很亲切。如今，李贤也问得贴切，恰到好处。姚鼎也十分欢喜：“小李，快进来坐。怎么，又带了什么好酒？”“噢，竹叶青。不错，只是又让你破废了。”
“哪里，这酒是我的一个老战友送的，我留了两瓶，给你拿来两瓶。这酒只有你才能品出味来，我喝不是糟践了。”李贤点头笑着说。姚芳赶紧拿烟沏茶。姚鼎满意地看了女儿一眼。嘴里推让：“小李，别客气，抽烟，这烟还是外国货呐！”
“唔，万宝路，好烟。姚书记，你真内行，这烟在外烟儿里算上乘的。”
“你要喜欢就拿一条走，芳芳，去给李叔叔拿条万宝路烟。”姚鼎很随便地说。
“不，不，姚书记。我那儿有，不少那，你别客气。”
姚芳见李贤连连摆手拒绝，也就没有去拿。她见父亲与李资都叼上香烟，知道寒暄过后定有正事要谈，便走出来随手关上了门。
她对父亲的工作并不十分关心。父亲是一个大干部，工作繁忙，而且自打姚芳知道杨华的舅舅与父亲在一个系统工作，又是搭档后，她更是只想着杨华，没闲工夫儿想长辈之间的事。起先她还恨过苏昊程，可如今，她却期望苏昊程与父亲越亲密越好。这样她和杨华……她不好意思再想下去，常常情不自禁地羞红了脸。
“杨华，我的傻杨华，你现在在北戴河做什么呢？知不知道我在想你。”姚芳捧起脸。靠在阳台上，遥望南方的星空，痴痴地想着。而这一刻，杨华真的也在想念着她，只是除了她以外，杨华还想念着董一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