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默同一天参加考公。
他上岸那天，我因父亲心梗抢救错过了考场。
他发来分手短信：“体制内外的差距，你永远不懂。”
三个月后，我补考逆袭上岸。
两年间他还在基层摸爬滚打，我已破格提拔为副处长。
第一次处务会，我推门走进他所在的科室。
他手里的保温杯“哐当”砸在地上。
我弯腰拾起滚到他脚边的杯盖，轻轻放回他颤抖的掌心：
“陈科员，重新认识一下——我是你的新上司，林知意。”
手机在掌心震动第三下的时候，我正盯着ICU门上那盏刺目的红灯。
凌晨三点的医院走廊，消毒水的气味浓得化不开，像一层冰冷的薄膜糊在鼻腔里。
屏幕上跳跃着“陈默”两个字，我指尖冻得有些僵，划了好几下才接通。
“喂？”声音是连我自己都陌生的沙哑。
电话那头背景音嘈杂，混着酒杯碰撞和放肆的笑声，陈默的声音带着微醺的兴奋，穿透喧嚣砸进我耳朵里：“知意，过了，笔试第一，面试也稳了，我就知道我能行。”
我靠着冰凉的墙壁，慢慢滑坐到长椅上。
父亲被推进去已经四个小时，母亲靠在肩头，眼睛肿得像桃核。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恭喜的话堵在喉咙口，又被更深沉的疲惫压了下去。
最终只挤出几个字：“……恭喜你。”
他似乎完全没听出我的异常，或者说，根本无暇顾及，依旧沉浸在狂喜里：“以后就是体制内的人了，稳定，体面，知意，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你那边怎么样？今天考试还顺利吗？题目难不难？”
我看着那盏纹丝不动的红灯，眼前闪过早上兵荒马乱的场景——
救护车的鸣笛，母亲崩溃的哭喊，我穿着原本准备进考场的衬衫，上面溅着不知是谁的血点。
我深吸一口气，试图让声音平稳些：“陈默，我爸他……”
“哎呀，信号不太好，哥们儿叫我呢，回头再说啊，等你考完试咱们好好庆祝！”
他语速极快地打断，背景音里有人高喊着他的名字，接着，电话被干脆利落地挂断。
忙音嘟嘟作响，像钝刀子一下下割着耳膜。
我握着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我毫无血色的脸。
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熹微的晨光，天快亮了。
对我而言，漫长的一天刚刚开始。
对他而言，狂欢的夜晚或许还未结束。
差距，大概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无声地裂开一道鸿沟。
父亲的命抢回来了，但需要长期静养和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辞掉了原本那份前途不明的工作，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小单间，一边照顾父亲，一边疯狂投简历，接各种零散的翻译和文案活。
生活像上了发条，陀螺般旋转，没有片刻停歇。
陈默的喜悦通过朋友圈持续不断地轰炸着我的世界。
公示期结束、体检通过、领取录取通知书、入职培训……
每一张照片里，他都穿着白衬衫或崭新的制服，笑容意气风发，背景是庄严肃穆的政府大门或窗明几净的办公室。
配文总是充满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新征程，加油！”
“努力成为人民满意的公仆！”
“体制内，果然不一样。”
他偶尔会给我发信息，抱怨食堂的菜油太大，或者哪个老科员难相处，但更多的，是分享他眼中那个崭新世界的光鲜亮丽。
他说单位年底有丰厚的绩效，说公积金缴存比例很高，说以后分房子也有希望。
他说：“知意，你也赶紧找个稳定工作吧，别总漂着了，我这心里也踏实。”
我看着那些信息，再看看病床上需要定时服药的父亲，和电脑屏幕上永远也做不完的稿子，只能回一个“嗯”字，或者一个简单的表情。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他入职整一个月那天。
晚上十点多，我刚把父亲安顿睡下，累得几乎散架，手机屏幕又亮了。
是陈默。
这次不是语音，是一段长长的文字。
“林知意，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正式跟你说清楚，我们分手吧。”
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窗外是城市的霓虹，映得我脸色忽明忽暗。
手指划着屏幕，一字一句地看下去。
“你人很好，对我也好，这几年我很感谢你，但现实就是现实。
我现在进入了体制内，未来的发展路径、生活方式、接触的圈子，都和你完全不同了，这种差距，不是靠感情就能弥补的。”
“你还在私企挣扎，收入不稳定，也没什么保障，将来还要负担你爸的医药费。
说句实在的，我们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大。
我现在接触到的女同事，家里条件好，自身也优秀，门当户对真的很重要。”
“体制内外的差距，你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理解。
长痛不如短痛，对我们彼此都好。
希望你以后能找到适合你的人，再见。”
很长一段时间，我就那么站着，屏幕暗了又按亮，反复看着那几行字。
心脏的位置很奇怪，没有预想中的剧痛，只是一种麻木的、深不见底的凉意，慢慢渗透到四肢百骸。
我没有哭，也没有回复，只是默默地把那个熟悉的号码拖进了黑名单。
然后，我走到书桌前，打开电脑。
邮箱里，静静地躺着一封几天前收到的未读邮件，来自省公务员局。
标题是：【关于提供特殊情况公务员考试补考机会的通知】。
因为父亲突发重病确需陪护而错过考试的我，在提交了一系列证明后，获得了这个珍贵的机会。
补考时间，就在下周。
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眼底只剩下冰冷的火焰。
点开回复键，我敲下两个字：“确认参加。”
三个月后，省直某部门的新录用公务员公示栏里，“林知意”这个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位。
我的公考生涯，起步就充满了戏剧性。
或许是憋着一口气，或许是破釜沉舟的决心，从踏入单位第一天起，我就像一颗上紧了发条的陀螺。
别人不愿意接的脏活累活，我抢着干；
复杂的政策文件，我啃到深夜；
领导下达的指令，我总能想到前面。
我不是最聪明的，但我一定是那个最拼命的。
我知道背后有人议论，说我一个补考进来的，不过是运气好。
我不辩解，只是用实打实的成绩说话。
一年后，我主笔的调研报告获得了省领导批示；
两年后，我牵头负责的一项创新举措被作为典型经验在全省推广。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次高规格的座谈会上代替生病的处长进行汇报，条理清晰、数据详实、见解独到，给在场的主要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
恰逢单位人事调整，需要提拔一位年轻、有冲劲的副处长。
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我，这个入职刚满两年的“新人”，被破格提拔为政策研究处副处长。
公示期结束那天，我拿着调令和任职文件，走在明亮宽阔的机关大楼走廊里，脚步平稳。
新办公室在五楼，东边朝阳，窗外是郁郁葱葱的机关大院绿化。
我放下简单的物品，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手指拂过光洁的桌面。
内线电话响起，是办公室主任老周热情的声音：“林处，欢迎欢迎！您的分工文件已经下发了。
另外，按照惯例，您看什么时候方便，和分管科室的同志们见个面，开个处务会？”
我看了看日程表，语气平和：“就今天下午三点吧，在小会议室。”
“好的好的，我马上通知综合科和一科。”
老周顿了顿，补充道，“一科那边，科长休假了，暂时由副科长主持工作，科里还有个今年新来的年轻人，叫陈默。”
我的心跳，在那一刻，漏跳了半拍，随即恢复了更沉稳有力的搏动。
世界真小，或者说，这座城市的天，有时候就是这么窄。
“知道了。”我淡淡回应，挂了电话。
下午两点五十分，我对着办公室里的仪容镜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口和盘起的长发。
镜中的女人，眉眼间褪去了两年前的青涩和惶然，多了几分沉淀下来的锐利与沉静。
很好。
两点五十八分，我拿着笔记本和茶杯，推开小会议室的门。
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老周立刻站起来，笑容满面地迎过来。
综合科的几位同事也纷纷起身。
我的目光平静地扫过，最后，落在靠窗那个位置上。
陈默穿着一件蓝色的Polo衫，是机关里年轻男性最常见的打扮。
他原本正低头看着手机，听到动静抬起头。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他脸上的表情，像一场缓慢崩塌的山体滑坡。
从最初的茫然，到辨认后的震惊，再到难以置信的骇然，最后定格为一种死灰般的惨白。
他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瞳孔剧烈地收缩，像是看到了世界上最恐怖的景象。
他手里那个印着单位logo的灰色保温杯，“哐当”一声，直直地砸在了光洁的瓷砖地板上。
沉闷的响声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刺耳。
杯子没碎，但杯盖脱落，咕噜噜滚了出去，正好停在我的高跟鞋边。
茶水溅湿了他的裤脚和地面，留下一小片深色的污渍。
所有人都愣住了，目光在我们两人之间惊疑不定地逡巡。
我没有看地上的狼藉，也没有看其他人。
只是微微弯下腰，用指尖拈起那个还带着温热的杯盖，然后，一步步走到他面前。
他僵在原地，身体肉眼可见地开始发抖，呼吸急促，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
我伸出手，将杯盖轻轻放进他冰凉颤抖、汗湿的掌心。
指尖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他的皮肤，那触感冰冷而黏腻。
我抬起头，迎上他惊恐万状的目光，
脸上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属于领导的、温和而疏离的微笑，声音清晰，足以让会议室里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陈科员，小心点。”
“重新认识一下，我是政策研究处副处长，林知意。以后，请多指教。”
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只有窗外的知了，在不识时务地聒噪着。
我那句“请多指教”像一块石头投入死水，涟漪是无声的，却重重荡在每个在场者的脸上。
老周最先反应过来，干咳一声，打着圆场：“哎呀，小陈这是太激动了，见到新领导手都不稳了。没事没事，林处，您坐，大家坐。”
他一边示意我坐上位，一边给综合科一个年轻科员使眼色。
那小伙子机灵，赶紧找来抹布，手脚麻利地擦拭地上的水渍。
陈默还僵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个杯盖，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他不敢看我，目光死死盯着桌面，仿佛那木纹里藏着能让他瞬间消失的咒语。
额头上沁出的冷汗，顺着鬓角滑落。
我没再看他，径直走到主位坐下，将笔记本和茶杯放好，姿态从容。
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场每一个人，在老周的介绍下，一一颔首致意。
轮到陈默时，老周的语气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尴尬：“这是一科的陈默，今年刚转正没多久，年轻人，有冲劲。”
我微微点头，视线在他惨白的脸上停留了不到半秒，便滑了过去，如同看一件普通的办公家具。
“嗯，年轻是好。”语气平淡无波。
会议开始。
老周先简单介绍了我这个新任副处长的分工，主要是负责政策研究和一科的日常管理工作。
然后轮到我讲话。
我没有拿稿子，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叠放在桌上，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周主任刚才介绍了情况，我就不多重复了。
初来乍到，对处里的工作还在熟悉阶段，希望在座各位同仁多多支持。
我这个人，做事喜欢干脆利落，看重效率和结果。
政策研究处是单位的智囊团，我们的工作质量，直接关系到领导决策的水平。
希望大家今后能恪尽职守，把经手的每一份材料、每一个数据，都做实、做细、做精。”
我的目光再次缓缓扫过全场，在陈默低垂的头顶上有意无意地顿了一下。
“尤其是基础工作，更要严谨，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影响格局。
我不希望看到任何因为个人原因导致的低级失误，影响整个处室的工作成效。”
这话听起来是泛泛而谈，是对所有人的要求。
但落在陈默耳中，每一个字都像鞭子，抽打在他那颗惊魂未定的心上。
我看到他放在桌下的手，攥成了拳头，微微发抖。
会议不长，主要是见面和初步分工。
散会后，众人纷纷起身。
陈默几乎是弹起来的，低着头就想往外冲。
“陈科员。”我叫住他。
他身体一僵，定在原地，慢慢转过身，依旧不敢抬头看我。
“你跟我到办公室一趟。”
我语气如常，听不出喜怒，“把你们科目前正在跟进的几个重点项目进度，简单汇报一下。”
老周连忙接口：“对对，林处刚来，是得尽快熟悉情况。
小陈，你好好跟林处汇报。”
陈默喉咙滚动了一下，发出一个模糊的“是”字。
我拿起东西，率先走出会议室。
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有节奏地回响。
我能感觉到，那道僵硬的身影，正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几米远的地方，像被无形的线牵着。
办公室门关上，隔绝了外面的世界。
我走到办公桌后坐下，没有立刻让他汇报，而是先打开电脑，处理了几封紧急邮件。
他就那么手足无措地站在办公桌前方，像个等待审判的囚徒。
空气凝滞，只有我敲击键盘的嗒嗒声。
过了大约五分钟，我才从屏幕上抬起眼，看向他：“说吧。”
他像是被惊醒，慌忙从随身带着的文件夹里翻出几张纸，手指颤抖得几乎拿不稳。
开口时，声音干涩发紧，逻辑混乱，好几次卡壳，需要低头看稿才能继续。
我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直到他语无伦次地勉强说完，我才开口，问题精准地指向几个关键数据和进度节点。
他答不上来，额头上的汗冒得更凶了。
“项目进度一周一报，这是基本要求。”
我靠向椅背，目光平静地看着他，“你作为具体经办人，连核心数据都掌握不清，怎么保证工作质量？”
“对……对不起，林处……我，我回去马上整理……”他语无伦次。
“明天上午十点前，把详细的进度报告和支撑材料放到我桌上。”
我下达指令，语气不容置疑，“出去吧。”
他如蒙大赦，几乎是踉跄着退出了办公室。
门轻轻合上。
我端起已经微凉的茶，喝了一口。
茶水苦涩，回味却带着一丝甘甜。
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钝刀子割肉，才是最疼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完全进入了副处长的角色。
熟悉业务，听取汇报，下基层调研。
我对陈默，没有任何特殊关照，也没有刻意刁难。
分配工作任务，他和其他科员一样。
他提交上来的材料，我会仔细批阅，用红笔标出错误和逻辑不清的地方，批语公事公办，语气冷静。
但这种绝对的“正常”，对他而言，无疑是最大的煎熬。
他试图找回一点过去的熟稔，一次下班后，他磨蹭到人都走光了，敲响我办公室的门。
“林处……不，知意……”他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哀求的情绪，“我们能不能谈谈？就五分钟，我……”
我打断他，目光没有从文件上移开：“现在是下班时间，陈科员。
如果是工作问题，明天上班时间到办公室说。
如果是私事，”我顿了顿，抬起眼，眼神疏离，“我不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什么私事可谈。”
他脸色一白，剩下的话全都堵在了喉咙里。
后来，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了我的新手机号，深夜发来长短信，回忆过去，忏悔道歉，言辞恳切，甚至带着哭腔。
我只回了一句：“陈科员，请注意影响，勿在工作时间及非必要场合联系领导，此号码仅用于公务，勿再发送私人信息。”
然后，将那个号码拖进了黑名单。
他应该明白了，那条分手短信划开的，不仅仅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一道他无法逾越的职级鸿沟。
在这栋大楼里，我是林处长，他是陈科员。
这条界限，泾渭分明。
一个月后，单位组织一次重要的专项工作督查，我点名让他加入我的小组。
督查工作繁琐，压力大，需要频繁下乡走访。
同组的还有办公室主任老周和业务骨干小孙。
下乡的车里，我坐在副驾，他们三个坐在后排。
气氛有些沉闷，我闭目养神，听着老周和小孙偶尔低声交谈工作，陈默则一直沉默地看着窗外。
到了一个偏远乡镇，走访贫困户，查看项目落实情况。
我询问得很仔细，语气平和，但问题尖锐，直指要害。
镇村干部跟在一旁，额头冒汗。
陈默负责记录，偶尔被我点名询问具体数据，他回答得磕磕巴巴，明显准备不足。
我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但那眼神里的失望，比任何斥责都让他难堪。
中午在镇食堂简单用餐。
饭后有一段休息时间，我回到临时安排的休息室。
老周跟了进来，低声说：“林处，小陈……是不是最近状态不太对？我看他今天有点魂不守舍的。”
我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淡淡道：“工作状态是自己调整的，你是办公室主任，该提醒的时候提醒一下，严格要求，也是对年轻干部负责。”
老周会意地点点头：“明白。”
下午的行程更紧。
最后一个考察点是一处山区的扶贫车间，路况不好，颠簸得厉害。
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
大家都面露疲色。
陈默坐在车后排角落，脸色苍白，闭着眼，不知是晕车还是不舒服。
快到单位时，我忽然开口，像是随口一提：“对了，陈科员。”
他猛地睁开眼，看向我。
“上次你提交的那份关于规范内部审批流程的建议，”我语气平淡，“思路不错，但细节考虑不周，可行性有待商榷，回头把修改稿拿给我看看。”
那份建议，是他刚入职时满怀激情写的，曾兴高采烈地拿给我看，说要是能被采纳，将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亮点。
后来我们分手，这事就搁置了。
现在我旧事重提，语气轻描淡写，却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他某个隐秘的痛处。
他嘴唇哆嗦了一下，低声道：“是……领导。我……我可能当时想得太简单了。”
“年轻有想法是好事，”我目光掠过他，看向窗外渐亮的城市灯火，“但要多结合实际，脚踏实地。”
车停在单位楼下，我率先下车，没有回头。
这种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压力，比直接扇他耳光更令人窒息。
它时刻提醒着他过去的背叛，更昭示着此刻他命运在我掌中的事实。
他引以为傲的公务员身份，他小心翼翼维护的前程，他的一切，都悬在一根线上，而线头，就捏在我的指尖。
我知道他在挣扎。
几次，我在走廊遇见他，他看我的眼神复杂得像一团乱麻，有恐惧，有悔恨，或许，还有一丝不甘心的、死灰复燃的什么。
他开始更努力地工作，试图用表现来弥补，或者说，赎罪。
但有些裂痕，一旦产生，就无法弥合。
督查工作结束后不久，一天下午，我正在审阅一份重要文件，内线电话响起，是门卫室，说有一位姓王的女士找我，没有预约，但自称是陈默的母亲，有急事。
我皱了皱眉，陈默的母亲？她来找我做什么？
沉吟片刻，我对电话那头说：“请她上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