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条无法渡过的河，我以为自己早已上岸，却在某个瞬间，又被卷回了原点。
那辆绿皮火车启动时的轰鸣声，至今还震荡在我的耳膜里。
车窗外，是陈浩和王丽萍决绝的背影。
他们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仿佛我不是一个即将远行的恋人，而是一件终于被丢弃的垃圾。
车厢里混杂着泡面、汗水和劣质烟草的味道，熏得人头晕脑胀。
我缩在坚硬的座位上，怀里紧紧抱着那个装着支教调令和几件换洗衣物的旧背包。
那是我的全部行囊，也是我对抗那个世界的唯一武器。
火车开了一天一夜。
窗外的景象，从高楼林立，变成了连绵不绝的丘陵，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黄土高坡。
终点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镇子。
从镇上到我要去的“红星小学”，还要坐三个小时的拖拉机，再走两个小时的山路。
初次踏上那片土地的震撼，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
那不是贫穷，那是对现代文明的彻底隔绝。
脚下的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所谓的学校，就是三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风从四面八方的墙缝里灌进来，发出呜呜的悲鸣。
教室里没有电灯，天一黑就什么都看不见。
孩子们坐的是高低不平的木头凳子，所谓的课桌，是用砖头和木板临时搭起来的。
我带来的所有关于理想主义的浪漫想象，在第一天就被现实击得粉碎。
晚上，我住在分给我的那间小屋里，其实就是一间杂物房。
屋顶漏着雨，我只能用盆子接，滴滴答答的声音，像为我的绝望谱写的配乐。
我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林雅，你是不是真的疯了？
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放弃了城市里的一切，来到这个鬼地方活受罪。
陈浩和王丽萍的话，像毒蛇一样，重新钻进我的脑子。
没出息。
拖累。
我把自己蒙在散发着霉味的被子里，身体因为寒冷和委屈，不受控制地颤抖。
就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候，房门被敲响了。
门口站着一个干瘦的老人，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
他是张远山，红星小学的校长，也是这里唯一的老师。
“新来的娃，吓着了吧？”
他黝黑的脸上，沟壑纵横，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吃吧，吃了面，身上就暖和了。”
我接过那碗面，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温热的汤顺着食道滑进胃里，驱散了一部分寒意。
我一边吃，一边掉眼泪，滚烫的泪珠砸进面汤里，溅起小小的水花。
张校长没有劝我，只是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等我吃完，他才缓缓开口：“这地方是苦，很多像你一样的好后生，来了，又走了。”
“我不怪他们。”
“但孩子们，不能没有老师。”
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千钧的重量。
那一晚，他跟我讲了很多。
讲他是如何一个人，撑起这所学校三十年。
讲他是如何翻山越岭，把那些辍学的孩子一个个从家里劝回来。
讲他的妻子因为忍受不了贫穷，带着唯一的儿子离开了他。
讲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孩子们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油灯的光，在他苍老的脸上跳跃，我分明看到，他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可以称之为“信仰”的光芒。
从那天起，我停止了哭泣和抱怨。
我开始学着像一个真正的山区教师那样生活。
学着在没有自来水的日子里，去几里地外的山泉挑水，单薄的肩膀被扁担磨出血泡，疼得钻心。
学着在停电的夜晚，点着煤油灯备课，呛人的黑烟熏得我直流眼泪。
学-着在寒冷的冬天，和孩子们一起捡柴火生火取暖，双手冻得像胡萝卜，又红又肿。
日子是苦的，但心里的某个地方，却在慢慢变得充实和丰盈。
是孩子们那一张张纯净的笑脸，治愈了我。
他们会把从山里采来的最甜的野果，偷偷塞进我的口袋。
他们会用歪歪扭扭的字，在作业本上写“林老师，你真好看”。
第一个教师节，我收到了最珍贵的礼物。
那是一束由各种山花编成的花环，还有一个用泥巴捏成的，丑丑的，却能看出是我模样的泥人。
班上最调皮的那个男孩，叫李虎，红着脸把礼物递给我，大声说：“老师，我们都喜欢你！你不要走！”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辛苦，都烟消云散。
我抱着那束花，站在那间漏雨的教室里，哭得像个孩子。
我终于明白，张校长眼里的光是什么。
那是在绝望的土壤里，开出的希望之花。
我对自己说，林雅，你不只是来支教的。
你是来种花的。
你要在这里，为这些孩子，种出一片看得见未来的春天。
从那以后，我不再仅仅是教书。
我开始给市里的报社写稿，报道山区教育的困境，为学校争取到了第一批捐赠的图书和文具。
我带着村民们，把山里滞销的核桃和山货，通过网络卖出去，为村里修了第一条像样的水泥路。
我四处奔走，磨破了嘴皮，终于为村里拉来了电，让孩子们第一次在明亮的电灯下读书写字。
八年。
两千九百二十个日日夜夜。
我把一个女人最美好的青春，全部留在了那片贫瘠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我从一个娇气的城市女孩，变成了一个皮肤黝黑、双手粗糙，能扛能挑，也能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的女汉子。
我的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漂亮数据，而是那条通往外界的水泥路，是那间不再漏雨的新教室，是孩子们录取通知书上一个个陌生的城市名字。
后来，因为突出的贡献，我被破格提拔，一路从乡镇，到县里，再到市里。
直到今天，我坐进了这间象征着本市教育最高权力的办公室。
有人说我运气好，有人说我背景深。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条路，我是如何一步一个血脚印，走过来的。
那些往事，不是刺，它们是我刻在骨头上的勋章。
它们提醒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它们让我，永远不会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比如，王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