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阳城头的烽烟，在第十三天黎明时分，终于被一场不期而至的冬雨浇灭。
不是击退了突厥大军，而是突厥人自己退了。
连绵多日的猛攻，在这座并不算坚固的边城下撞得头破血流。尉迟敬德的悍勇反击，秦琼的沉稳调度，以及钟鸿在西城那场近乎异想天开却卓有成效的火油“投石索”反击，彻底打乱了突厥人速战速决的计划。唐军援兵虽迟迟未至大股，但零星的骚扰和坚壁清野的策略，让深入大唐境内的突厥大军补给日益困难。更要命的是，后方传来不稳的消息——有部落似乎趁主力南下，开始蠢蠢欲动。
权衡利弊，加之冬雨骤至，道路泥泞，不利于骑兵机动，突厥统帅终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黑色的潮水如同来时一般汹涌，裹挟着抢掠来的人口牲畜和未能攻破城池的懊恼，缓缓向北退去，最终消失在陇山以北苍茫的地平线。
泾阳，守住了。
当确认最后一个突厥游骑也消失在视野之外，满身血污、疲惫欲死的守军爆发出震天的欢呼，许多人丢下兵器，瘫倒在泥泞的城头，又哭又笑。劫后余生的狂喜，冲淡了连日鏖战的伤痛与失去同袍的悲戚。
钟鸿、梁庆、王义山靠着冰冷的城墙坐下，望着城外一片狼藉的战场和渐渐沥沥的雨幕，久久无言。只有胸腔里心脏激烈跳动后的余韵，和肌肉过度紧绷后传来的酸痛，提醒着他们刚刚经历的一切并非虚幻。
功劳簿很快记下。尉迟敬德和秦琼的联名奏报，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再次飞向长安。这一次，措辞更加肯定，功绩描述更加具体。钟鸿临危受命、坚守西城、奇策退敌；王义山勇冠三军、身先士卒；梁庆洞察机微、献策关键。三人之名，已不止于“可疑的边民豪杰”，而是实实在在的“有功之士”。
嘉奖的旨意和新的任命，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午后抵达。
“…泾阳城副尉钟鸿，忠勇可嘉，智略过人，擢为正七品下致果校尉，入左武卫供职。原泾阳团结兵队正王义山，骁勇善战，功勋卓著，擢为从七品上翊麾校尉，入左武卫供职。原泾阳团结兵队正梁庆，心思缜密，通晓边务，擢为正八品上宣节校尉，入兵部职方司行走。赐绢帛各百匹，钱五十贯。即日赴京，听候任用。钦此。”
传旨宦官尖细的嗓音在临时充作衙署的正堂里回荡。尉迟敬德和秦琼面色平静，似乎早已料到。钟鸿三人伏地接旨，心中却是波澜起伏。
正七品致果校尉、从七品翊麾校尉、正八品宣节校尉…品级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中下级军官。但关键在于“入左武卫供职”和“入兵部职方司行走”。左武卫是天子禁军，戍卫宫禁，非亲信不可入；兵部职方司掌天下舆图、城隍、镇戍、烽堠之政，是军事决策的重要参谋机构。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被边缘化观察的“可疑分子”，而是被正式纳入了大唐的军事体系，并且是靠近核心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即日赴京，听候任用”。
长安。帝国的中心，天子脚下。终于，要直面那位传奇的帝王了。
没有太多时间感慨或准备。简单的交接，收拾了寥寥行装（主要是赏赐的绢帛和钱，以及那几把用得顺手的突厥弯刀），告别了相处多日、已建立初步信任的尉迟敬德和秦琼（两位老将只是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说了句“长安水深，好自为之”），三人便在一队二十人左武卫骑兵的“护送”下，踏上了前往长安的官道。
雨后的关中平原，空气清冷，道路泥泞。马车（只有一辆，载着赏赐之物和身体相对文弱的梁庆）和骑兵队伍在官道上迤逦而行。钟鸿和王义山骑马随行在侧。
越靠近长安，沿途的景象便越发不同。战争的创伤逐渐被繁盛的生机取代。村庄稠密，田亩井然，虽已是冬日，但道旁仍有耐寒的作物生长，远处可见水车转动，渠水潺潺。行旅商贩渐渐多了起来，牛车、驴车络绎不绝，人们脸上的神情虽也带着乱世后的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安定和希望。这就是贞观之初，那个从废墟中艰难站起，开始显现蓬勃活力的新兴帝国。
梁庆几乎将头探出车窗外，贪婪地观察着这一切。道路的规制、桥梁的形制、村庄的布局、百姓的服饰、交易的货物…每一样细节，都让他兴奋又惶恐地与自己脑中的历史知识对照、印证。王义山则对沿途看到的军镇关隘、士卒操练更感兴趣，时不时点评几句，惹得护送的左武卫骑兵侧目——这个新晋的翊麾校尉，说话口气忒大，但偶尔蹦出的只言片语，又似乎暗合练兵之道。
钟鸿大部分时间沉默着。他也在观察，但观察得更深。他看沿途驿站的效率，看往来公文传递的速度，看地方官吏对这支小小队伍的态度，看市井间隐约流传的关于朝廷、关于天子的议论。他在评估这个时代的治理水平、信息流通、以及…那位即将见面的帝王，对国家的掌控力。
七日后，长安城巨大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上。
那是不同于后世任何影像资料的、活生生的大唐长安。城墙巍峨，延绵如山，仿佛一头蛰伏在关中平原上的巨兽。尚未进城，那扑面而来的、混合着人间烟火、牲畜粪便、香料、木料、以及无数人生活气息的庞然味道，还有隐隐传来的、如同背景低鸣般的市井喧嚣，就已让人心神震撼。
通过戒备森严、熙熙攘攘的明德门，踏入笔直宽阔、足以并行十数辆马车的朱雀大街时，那种震撼达到了顶峰。街道两旁店肆林立，幡旗招展，行人如织，胡汉杂处，各色语言交汇。穿着锦袍的贵人乘着高车驷马从容而过，挑着担子的小贩高声叫卖，袒露上身的胡商牵着骆驼叮当走过，身着襦裙的少女结伴嬉笑…这是一幅流动的、充满活力的盛世画卷，尽管画卷的边缘或许仍有破损，但其核心散发出的蓬勃朝气，已足以令人目眩神迷。
梁庆早已看得目瞪口呆，口中喃喃自语，仿佛在背诵《两京新记》。王义山也收敛了大大咧咧，左顾右盼，眼中充满惊叹。就连钟鸿，心中也难免泛起波澜。这就是他们将要生存、奋斗，甚至可能改变的时代。
他们没有时间游览这繁华的都市。左武卫的骑兵径直将他们带到了皇城西南的官署区，在一处名为“四方馆”的驿馆安置下来。这里专门接待入京的外官、藩属使节以及像他们这样等待皇帝召见的功臣。馆舍不大，但还算整洁，有专门的胥吏管理，规矩森严。
接下来的几天，是在一种微妙的等待和略显枯燥的流程中度过的。先是兵部和吏部的官员前来，登记造册，核实身份（三人早已对好了“陇西金城逃难豪强”的口径，细节由梁庆精心打磨，勉强应付过去），发放了粗糙的官服、鱼符（作为身份凭证）和象征品级的银饰。然后有宫中的宦官前来，教授了一些简单的朝仪规矩，比如如何行礼、如何应答、哪些话不能说等等。态度谈不上热情，甚至有些公事公办的冷淡，但也没有刻意刁难。
显然，他们这三个“一步登天”的边地军汉，在庞大的帝国官僚体系中，并未引起太多波澜。七品、八品的校尉，在长安城里，多如过江之鲫。
直到第五日，一名身着绯袍、面容肃穆的宦官来到四方馆，宣读了皇帝口谕：“陛下有旨，宣致果校尉钟鸿、翊麾校尉王义山、宣节校尉梁庆，明日巳时初，两仪殿觐见。”
终于来了。
次日，天还未亮，三人便已沐浴更衣，穿上那身不甚合体、却代表着新身份的浅绿色（钟鸿、王义山）和青色（梁庆）官服，在宦官的引导下，穿过一道道宫门，踏入皇城禁地。
晨雾尚未散尽，巨大的宫殿群在氤氲中展现出其磅礴而森严的轮廓。朱红的宫墙，高耸的鸱吻，光滑如镜的青色地砖，以及随处可见的、甲胄鲜明、目光锐利的禁军侍卫，无不昭示着这里是大唐帝国权力的绝对核心。空气仿佛都凝滞了，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让人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放轻脚步。
梁庆紧张得手心出汗，不断默念着刚学会的礼仪步骤。王义山则努力挺直腰板，让自己看起来更“威武”一些，但眼神里的好奇和些许不安还是泄露了出来。只有钟鸿，依旧步履平稳，目光平静地观察着沿途的宫殿布局、警卫配置和往来官吏的神情。
两仪殿并非举行大朝会的正殿，而是皇帝日常处理政务、召见近臣的便殿。殿宇不如太极殿宏伟，却更显精致庄重。殿外廊下，已有几位身着紫袍、绯袍的大臣肃立等候，低声交谈着，目光偶尔扫过钟鸿三人，带着审视、好奇，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
“宣，致果校尉钟鸿、翊麾校尉王义山、宣节校尉梁庆，入殿觐见——！”
宦官尖细悠长的唱名声响起，穿透殿前空旷的广场。
钟鸿深吸一口气，整了整衣冠，率先迈步，踏上那高高的汉白玉台阶。梁庆、王义山紧随其后。
殿内光线稍暗，巨大的鎏金铜炉中燃着银炭，散发着温暖而沉静的香气。陈设简洁而大气，紫檀木的御案后，一道身影端坐着。
钟鸿按着宦官教导的礼仪，与梁庆、王义山一同趋步上前，在御阶下数丈外站定，然后一丝不苟地行稽首礼：“臣钟鸿（王义山/梁庆），叩见陛下。吾皇万岁。”
“平身。”声音传来，不高，却带着一种天然的威严和穿透力，清晰地传入殿中每个人耳中。
三人谢恩起身，垂首而立，目光规矩地落在身前三尺的地面上。按照礼仪，未经允许，不得直视天颜。
但钟鸿还是极快地、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御座之上。
那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男子，面容清癯，肤色微黑，蓄着短须，眼神沉静而深邃，仿佛蕴藏着无尽的风暴与智慧。他并未穿戴正式的衮冕，只着一袭赤黄色常服，头戴折上巾，坐姿挺拔如松。没有想象中帝王的咄咄逼人，反而有一种内敛的、如同渊渟岳峙般的气度。这就是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
李世民的目光也在打量著台阶下的三人。他的目光平静，却仿佛能穿透衣物皮囊，直抵人心。在钟鸿身上停留片刻，又在王义山那明显异于常人的魁梧体格上顿了顿，最后掠过梁庆那掩饰不住紧张、却仍努力保持镇定的文士面孔。
“抬起头来。”李世民的声音再次响起，听不出喜怒。
三人依言微微抬头，但仍不敢直视皇帝眼睛。
“泾阳之功，尉迟、秦二卿已详细奏报。以寡敌众，临危不乱，更有巧思破敌，实属难得。”李世民缓缓开口，语气平和，“尤其是那火油投掷之法，虽近儿戏，却收奇效。钟鸿，此法，是你所想？”
“回陛下，”钟鸿声音平稳，不见波澜，“确是臣急中生智。当时敌众我寡，器械匮乏，故取权宜之计。赖将士用命，陛下天威，方能侥幸退敌。”
“急中生智…”李世民微微颔首，不置可否，目光转向王义山，“王义山。”
“臣在！”王义山本能地挺胸抬头，声如洪钟，在安静的殿内显得有些突兀。旁边侍立的宦官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
李世民却似乎不以为意，反而眼中闪过一丝极淡的笑意：“闻你于泾阳城头，手刃数十胡虏，勇力冠绝三军。可曾学过武艺？”
“回陛下！”王义山大声道，“臣…臣自幼力气大，跟乡里老卒胡乱学过几手把式，没啥章法，就是敢拼命！”他回答得直白，甚至有些粗鲁，但贵在真实。
李世民不置可否，又看向梁庆：“梁庆。”
“臣…臣在。”梁庆的声音明显有些发紧。
“秦卿奏报中言，你善察地理，明辨踪迹，于西城防守时，洞察敌酋所在，献策建功。你读过书？学过舆地？”
梁庆深吸一口气，努力让声音平稳些：“回陛下，臣…臣幼时家道中落前，曾随蒙师读过几年杂书，尤喜山川地理、风物志异。后流落边地，为求生计，常为人引路、辨识踪迹，故…故稍有心得。”这是他早就和钟鸿商量好的说辞，将现代的地理知识和观察力，归结于“杂书”和“生计所迫”。
“哦？杂书？”李世民似乎来了些兴趣，“都读过哪些？”
梁庆心里一紧，知道考验来了。他不敢乱说，只得挑了些这个时代可能存在的、或至少书名听起来不会太离谱的典籍：“…读过《山海经》残卷，也…也看过一些前朝地志杂钞，还有…呃，《禹贡》也曾涉猎…”他尽量说得模糊。
李世民看着他，目光深邃，没有再追问书目的细节，转而道：“你三人自陇西而来，一路所见，边民疾苦，突厥凶残，当有体会。依尔等之见，当下之势，朝廷当如何应对突厥？”
问题陡然从个人转向了国家战略，且直指当前最紧要的边患。殿中几位陪同召见的大臣（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也微微抬眼，看向这三位新人。
钟鸿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李世民并非仅仅是要奖赏功臣，更是在考察他们的见识、格局，乃至…忠诚与可用性。
他略一沉吟，谨慎答道：“回陛下，臣等见识浅薄，不敢妄言国策。然就边地所见，突厥虽退，其势未衰。其众逐水草而居，来去如风，利则进，不利则走，难觅其踪，难摧其根。今岁入寇受挫，来年恐复来。以臣愚见，当下之急，在固本。”
“固本？”李世民重复了一遍，示意他继续说。
“是。”钟鸿组织着语言，尽量使用符合这个时代认知的词汇，“一固城池之防，修缮边镇，积储粮秣，训练士卒，使胡虏无隙可乘。二固百姓之心，轻徭薄赋，赈济灾荒，安置流民，使边民有所依归，不愿从胡。三固…武备之利。”他顿了顿，“突厥恃骑射之利，来去迅捷。我军步卒为主，虽勇，追之不及，守之亦艰。或可效汉武旧事，大力蓄养战马，组建精锐骑兵，并精研弩箭、甲胄之技，以我之长，克敌之短。待国力强盛，府库充盈，甲兵犀利，百姓归心，则或战或和，或驱或抚，主动权皆在我手。”
他没有提具体的战术，也没有妄言灭突厥，而是从防御、内政、军备三个层面提出“固本”，既务实，又暗合了历史上李世民后来采取的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最终反击的战略，只是说得更委婉、更符合一个“边地校尉”的身份。
李世民听完，沉默了片刻，手指在御案上轻轻敲击了两下。他没有评价钟鸿的话，而是又看向梁庆和王义山：“你二人，可有话说？”
王义山挠了挠头，瓮声道：“陛下，臣是个粗人，不懂那些大道理。臣就觉得，突厥人也是俩肩膀扛一个脑袋，砍了也会死。他们骑马厉害，咱就练得比他们更厉害！他们跑得快，咱就想办法让他们跑不起来！泾阳城下，要不是大哥…要不是钟校尉想法子烧了他们的后营，乱了阵脚，光靠硬拼，咱也悬。所以，打仗嘛，不光要比谁狠，还得比谁脑子活泛！”他这话说得直白，甚至有些莽撞，但却另有一种质朴的勇悍和实用主义的智慧。
梁庆则斟酌着词句道：“陛下，臣以为钟校尉所言‘固本’甚是。此外…突厥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各部族之间，亦有纷争嫌隙。或可遣使往来，晓以利害，分而化之，拉拢一部，打击一部，使其不能合力南侵。此亦为‘固本’之一端。”他提出了“分化”策略，这也是历史上唐朝对付突厥的重要手段之一。
李世民的目光在三人脸上缓缓扫过。钟鸿的沉稳务实，王义山的悍勇直率，梁庆的细致机变，在这短短的对答中，已显露出各自的特点。没有空谈阔论，没有邀功诿过，所言虽不算惊世骇俗，却都切中实际，且有互补之处。
“尔等所言，虽未尽善，亦有可取。”李世民终于再次开口，语气依旧平淡，“既入左武卫、职方司，便当好生当差，恪尽职守。左武卫戍卫宫禁，职方司参赞军机，皆是要害所在，望尔等勤勉任事，勿负朕望。”
“臣等谨遵圣谕！定当鞠躬尽瘁，报效陛下！”三人齐声应道。
“嗯。”李世民点了点头，似乎有些倦了，摆摆手，“且退下吧。自有吏部安排尔等职司。”
“臣等告退。”
再次行礼后，三人躬身退出两仪殿。直到走出殿门，来到阳光刺眼的广场上，梁庆才发觉自己的后背已被冷汗浸湿。王义山长长舒了口气，嘀咕道：“乖乖，这陛下…看着也没多吓人，咋就觉得气都喘不匀呢？”
钟鸿没有说话，只是回头望了一眼那巍峨深邃的殿宇。
觐见结束了。没有热情的勉励，没有额外的赏赐，甚至没有对他们在泾阳具体功劳的过多褒奖。只有平静的询问，简短的训诫，和公式化的安排。
但这正是帝王心术。过度的热情反而可疑，适度的冷淡和按部就班的安置，才是常态。将他们放在左武卫和职方司这样的位置，既是任用，也是更近距离的观察。
他们，算是勉强通过了第一次“面试”，正式在这座宏伟而陌生的长安城，在这波澜壮阔的贞观初年，落下了一枚微不足道、却又可能引发涟漪的棋子。
脚下的路，才刚刚开始。而高处那座宫殿里的目光，或许从未真正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