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再次漫进“残忆斋”时，汪能已经坐在柜台后近两个小时了。
笔记本摊开在面前，左侧是已经完成的青瓷瓶记录，右侧是空白的待写页。他手里拿着笔，却没有立刻写下什么，只是盯着那枚“悔过锁”——它静静躺在铺着绒布的木托盘里，在晨光中像一块凝固的琥珀，封存着数十年前的眼泪与绝望。
店里很安静。李明道天没亮就去市局档案科了，说是要赶在老同事上班前先打好招呼。蒋良权应该还在研究所的资料室里，昨晚发消息说找到了几份可能相关的教育年鉴影印本，要通宵核对。
只有汪能留在这里，守着店铺，守着这些沉默的古物，也守着那个无名学生的等待。
他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在页眉写下：
“残忆斋古物事件记录·事件编号：002”
事件名称：悔过锁（暂名）
委托人：孙老师（退休教师，63岁）
物品描述：黄铜制老式门锁，长约8cm，宽约4cm，锁梁微弯。正面刻有藤蔓纹饰（已模糊），背面刻“悔过”二字（部分锈蚀）。锁身绑红绳，串三枚小号铜钱。整体呈暗黄色，锁孔周围有异常磨损痕迹。
发现日期：丙戌年九月廿三（公历对应待查）
来源：委托人父亲遗物。其父曾任民国时期私立“育才小学”校长，此锁原为该校某教室门锁。
当前状态：活性状态（持续影响持有者及其血亲）
已观察现象：
梦境干扰：委托人连续三个月梦见被锁于老教室，无法逃脱。
幻觉感知：白日听见空教室人声，物品无故移位。
记忆回溯（经店主共鸣确认）：锁内封存一段记忆碎片——约1940年代，一名男学生因被冤枉偷窃，在教室上吊自杀。临终前视线聚焦于此锁，怨念附着。
血缘传递：委托人症状始于其父去世十二年后，符合“父债子偿”式古蚀传递模式。
执念核心推定：
表层：证明清白（“不是我偷的”）。
深层：获得道歉/承认错误（尤其来自冤枉者）。
潜在：被记住名字，不被遗忘（“无名之魂”）。
关联线索：
玄冥子印记：存放此锁的木盒底部刻有莲花标记，与西河镇玉簪上莲花纹一致。
叔父笔记记载：曾处理类似“悔过锁”事件（丙寅年秋），通过寻得真窃者后人忏悔而化解，但“留有遗憾：贫生之骨早已无觅，名亦不存，终成无名之魂”。
玄冥子留言（据叔父笔记）：“无名之魂，需以名唤之，方得超脱。”
待查事项：
学生姓名、年龄、家庭背景。
偷窃事件真相：是否真为冤枉？真窃者何人？
学生遗骨下落。
育才小学完整档案（建校时间、班级设置、师生名录）。
玄冥子与此事具体关联（为何在锁盒上留印记？是否曾介入？）
初步行动方案：
蒋良权方向：查教育档案、地方志、旧报纸。
李明道方向：查警方历史死亡记录、非正常死亡档案。
孙老师方向：提供家族资料（照片、日记、信件、口述记忆）。
汪能方向：尝试深度共鸣获取更多细节；整理已有线索交叉比对。
风险提示：
此锁怨念已存在至少六十年，强度未知。
玄冥子介入可能意味着事件复杂度高于表面。
时间久远，关键证人、证据可能已湮灭。
备注：此为团队首次系统化处理古蚀事件，应详细记录过程，为后续建立标准化流程积累经验。
写到这里，汪能停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文字落在纸上有种奇异的重量——不只是墨水，更像是把那些模糊的、流动的、危险的东西，用条理和逻辑暂时固定下来。叔父的笔记杂乱潦草，更多是私人化的感悟和警示；而他现在做的，是尝试建立一套可重复、可传递的“方法论”。
不是为了学术，甚至不完全是为了解决眼前的事件。
是为了那些被锁在记忆里的灵魂，能有一条被看见、被理解、最终得以安息的路径。
也是为了他自己——在这条越来越危险的道路上，不至于迷失方向。
店门的风铃响了。进来的是蒋良权，手里抱着一个厚实的牛皮纸档案袋，眼下的青黑比昨天更重，但眼睛亮得惊人。
“找到了。”他把档案袋放在柜台上，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育才小学的完整记录——至少是能查到的部分。”
汪能立刻起身：“这么快？”
“运气好。”蒋良权从纸袋里抽出几份泛黄的文件，“市档案馆去年刚完成一批民国教育档案的数字化，我托了研究所的熟人，凌晨就进去调了原始卷宗。育才小学成立于1928年，最初是慈善性质的义学，1935年改制为私立小学，1949年停办。校址在城北文昌街17号，就是你今天看到的‘育才花园’那块地。”
他摊开一张手绘的平面图复印件，线条已经模糊，但还能看出大概布局：一栋两层的主教学楼，一个操场，一排平房作为教职工宿舍和厨房。图上用红笔圈出了几个房间。
“这是1939年的校舍图。根据记载，1942年学校扩建，在主楼东侧加建了三间教室。你看到的记忆碎片里，教室是木格窗、黑板是刷漆木板——这符合当时低年级教室的特征，因为经费有限，高年级教室才用得起玻璃黑板。”
汪能仔细看那张图：“能确定是哪间教室吗？”
“暂时不能。”蒋良权摇头，“但有个线索：孙老师说父亲晚年念叨‘那孩子不该那样的’，如果指的是自杀的学生，那么事件应该发生在孙老师父亲担任校长期间。我查了校长更迭记录——孙老师的父亲叫孙文翰，1937年至1948年担任育才小学校长，正好覆盖了整个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
“所以事件很可能发生在1937到1948年之间。”
“对。”蒋良权又抽出几张表格，“这是能查到的学生名册残卷。1940年至1946年的部分相对完整，我复印了。但问题在于——名册只有姓名、年龄、入学年份，没有家庭住址，更没有照片。而且，如果那个学生家境贫寒，很可能用的是乳名或简名，甚至可能中途辍学，名册上未必有记录。”
汪能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有些用毛笔书写，有些用钢笔，字迹各异。陈阿福、李二狗、王秀英、赵小栓……都是那个年代最普通的名字，像尘土一样，随时可能被风吹散。
“需要缩小范围。”汪能说，“记忆碎片里，那个学生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布鞋破了洞。这说明他家境不好。当时上私立小学，哪怕是义学改制，也需要交一点学杂费。特别穷的家庭，孩子可能只读一两年就辍学做工了。”
“还有性别。”蒋良权补充，“从衣着描述看是男学生。年龄呢？你看到的样子大概多大？”
汪能闭上眼睛，努力回忆那段短暂而清晰的记忆画面：“个子不高，站直了大概到讲台边缘。脸很瘦，眼睛很大。感觉……十岁？最多十二岁。因为如果更大，应该会反抗得更激烈，或者更有自尊心，不会那么轻易选择自杀。”
“十到十二岁，家境贫寒，男学生，可能就读于低年级教室。”蒋良权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范围还是太大。1940到1946年间，育才小学每年在校生大概一百五十人，男生占一半以上，符合贫寒条件的至少三分之一。那就是……好几十人。”
“所以需要更多信息。”汪能看向铜锁，“我需要再进去一次。上次只看到几个片段，也许有细节被我忽略了。”
蒋良权皱眉：“你昨天才共鸣过，精神消耗很大。叔父笔记警告过，频繁深度接触古蚀会增加记忆混淆的风险。”
“我知道。”汪能说，“但这是最快的办法。孙老师下午会带相册过来，李明道那边也可能有发现。在那之前，我想再试一次——不是完整的记忆回溯，只是像……调高感知灵敏度，看能不能捕捉到更多碎片。”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而且，昨晚我感觉到锁有心跳。虽然很微弱，但它确实在‘回应’。那个学生……他的执念还在等。等了六十年，甚至更久。我不想让他再等了。”
蒋良权看着汪能，镜片后的眼睛里有复杂的情绪——有担忧，有敬佩，也有某种学者式的好奇。最后他叹了口气：“如果你坚持，我可以帮你做记录。但一旦发现你状态不对，我会立刻打断。”
“好。”
汪能重新戴上手套，拿起铜锁。这次他没有立刻尝试共鸣，而是先做了几个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想起叔父笔记里的一段话：“与古物对话，非强取豪夺，乃如静水投石。石轻则涟漪浅，然可持续；石重则浪翻涌，然易惊魂。”
他需要找到那个“轻”的点。
闭上眼睛。放缓呼吸。注意力不再集中于“进入”记忆，而是像蛛网一样散开，轻轻覆盖在铜锁表面。感知它的温度（冰凉）、重量（沉）、质感（铜锈的粗糙与锁身的平滑交织）。然后，更深入一层——感知那些看不见的“附着物”：怨念的质地（粘稠、沉重）、情绪的基调（悲伤、委屈、愤怒）、执念的形态（像一根绷紧的弦，又像一个紧紧攥住的拳头）。
就在这时，他“听”见了。
不是声音，而是一种类似脑内回响的感知——
“……娘说……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
“……馒头分他一半……他饿……”
“……先生夸我字写得好……”
破碎的、断续的、孩子的思维片段。像海底偶尔浮上来的气泡，一触即破。
汪能屏住呼吸，不敢有任何大的动作，生怕惊扰了这些脆弱的浮现。
更多的片段：
“……钢笔真好看……亮晶晶的……”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他们都在笑……指指点点……”
“……爹要是知道……会打死我的……”
“……好累……脖子好疼……”
最后的片段里，情绪突然尖锐起来，像一根刺——
“……张……张少爷……为什么……”
张少爷？
汪能猛地睁开眼睛，大口喘气。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怎么了？”蒋良权立刻问，“看到什么了？”
“一个名字……可能。”汪能声音有些发颤，“那个学生在想……‘张少爷，为什么’。张少爷——这可能就是真窃者？或者，至少是相关的人。”
蒋良权迅速记下：“张少爷。民国时期会被称为‘少爷’的，要么是富家子弟，要么是家中独子受宠。如果真窃者是这种人，那么校长孙文翰冤枉穷学生、包庇富家子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还有别的。”汪能擦了把汗，“那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很穷。他经常挨饿，同学会分他馒头。他父亲很严厉，如果知道他被当成小偷，可能会打他。他学习应该不错，因为‘先生夸我字写得好’。还有……他很珍惜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叮嘱他要‘出人头地’。”
每一句话，都让那个模糊的身影清晰一分。不再是“一个被冤枉的学生”，而是一个有饥饿感、有恐惧、有小小的骄傲、有对未来的期盼的、活生生的孩子。
然后因为一支钢笔，一切都碎了。
蒋良权沉默地记录着，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写完后，他抬头看汪能：“你需要休息。脸色很白。”
“我没事。”汪能喝了口水，“孙老师什么时候到？”
“约的下午两点，还有一个多小时。”蒋良权看看手表，“你先吃点东西。我带了早餐，在纸袋里。”
是研究所食堂的包子和豆浆，已经凉了，但汪能还是感激地接过来。两人就坐在柜台边，就着冷掉的早餐，继续讨论。
“如果‘张少爷’是关键人物，那我们得查当时育才小学有没有姓张的富户家庭。”蒋良权说，“民国时期雾城的富商，姓张的不少。做纺织的张锦记，开钱庄的张裕昌，还有好几个地主乡绅。他们的孩子如果上育才小学，应该会有记录——要么是特别捐赠，要么是校董名单。”
“孙老师的父亲作为校长，会不会因为压力而偏袒富家子？”
“很有可能。”蒋良权神色凝重，“私立学校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学费，一部分来自捐赠。如果张家是重要的捐赠方，那么校长在处理涉及张家子弟的事件时，很可能会倾向息事宁人，甚至找替罪羊。那个穷学生，就是最合适的牺牲品。”
汪能握紧了拳头。一股无名的怒火在胸口翻腾——不是为了古物的诡异，而是为了这种赤裸裸的、跨越数十年依然散发着腐臭的不公。
“我们要找到证据。”他一字一句地说，“不光是为了化解执念，更是为了……把真相还给他。”
蒋良权点头，正要说什么，店门又被推开了。
这次进来的是李明道，手里也拿着一个档案袋，但表情不像蒋良权那么兴奋，反而有些沉重。
“有发现？”汪能立刻问。
“算是有，也不算。”李明道把档案袋放在柜台上，揉了揉太阳穴，“我查了1940年到1949年雾城警局的非正常死亡记录。育才小学所在辖区，那十年间一共报了七起学生死亡事件，其中三起疾病，两起意外（溺水、摔伤），一起不明原因暴毙，还有一起……”
他抽出其中一页泛黄的记录纸，推到汪能和蒋良权面前。
纸张边缘已经脆化，字迹是竖排的毛笔字：
“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初七（公历1945年7月15日）
报案人：育才小学校长孙文翰
事由：该校学生一名，于昨夜在教室自缢身亡。
死者：无名（据称系流浪儿，在校旁听，未正式入学，故无姓名记录）
年龄：约十至十二岁
死因：颈部勒痕，符合自缢特征。
现场勘查：教室门窗自内锁闭，无外力闯入痕迹。死者脚下有踢翻木凳。讲台抽屉发现遗失之钢笔一支（报案人称系教员李淑贞所有）。
初步结论：该童或因盗窃事发，畏罪自尽。
备注：因死者无亲属认领，遗体由警方移交慈善堂收殓，葬于城北乱葬岗（无碑）。案件存档，不予深究。”
短短几行字，像冰锥一样刺进汪能的视线。
“无名……流浪儿……旁听……”他喃喃重复着这些词，“所以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校方甚至没让他正式入学，只是‘旁听’。这样死了，就像死了一只野狗，没人追究，没人记得。”
李明道声音低沉：“记录里提到钢笔在讲台抽屉里‘发现’。但如果真是这学生偷的，他偷完为什么不带走，反而藏在教室抽屉里？这不合理。更像是有人事后放回去，伪造现场。”
“而且时间对得上。”蒋良权指着日期，“1945年7月。抗战还没结束，雾城虽然没被日军占领，但物资紧缺，社会动荡。一个流浪儿死在小学教室，警察根本不会认真查，校方说什么就是什么。”
汪能拿起那张死亡记录，纸张很轻，却重得他几乎拿不住。他的目光落在最后一句：“葬于城北乱葬岗（无碑）。”
连一块标记他存在的石头都没有。
“所以……”汪能的声音有些哑，“我们要找的学生，就是他。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流浪儿，因为被冤枉偷了一支钢笔，在教室上吊自杀。死后被草草埋葬，无人记得。只有他的怨念，附在这把锁上，等了六十年，等一个清白，等一个名字。”
三个人都沉默了。店里只有老挂钟的滴答声，一下，又一下，像在数着那些被遗忘的时光。
良久，李明道开口：“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我们怎么证明他是被冤枉的？第二，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第三，他的遗骨在乱葬岗，那里早就平掉建楼了，怎么‘安魂’？”
蒋良权推了推眼镜：“第一个问题，关键在‘张少爷’。如果真窃者是他，那么只要找到张家的后人，或者找到当年知情者的证词，就有可能翻案。第二个问题……”他看向汪能，“你说共鸣时感知到学生的一些记忆碎片，包括家庭信息。也许继续深入，能挖掘出更多。或者，孙老师的家族资料里可能有线索——毕竟他父亲是校长，也许私下记录了什么。”
“第三个问题最麻烦。”李明道说，“乱葬岗在1952年城市扩建时就推平了，上面盖了国营厂的家属楼，八十年代又拆了建现在的商业街。遗骨早就不知道混到哪里去了，根本找不到。”
汪能闭上眼睛。他想起了玄冥子那句话：“无名之魂，需以名唤之，方得超脱。”
也许，对于这样一个被彻底抹去存在痕迹的孩子，“名字”就是他的墓碑。只要有人记得他，叫出他的名字，他的魂就能安息。
但名字在哪里？
下午两点整，孙老师准时到了。他带来了一个老旧的硬壳相册，一本用布包着的日记，还有几封已经发黄的信件。
“相册是我父亲的宝贝。”孙老师小心地翻开封面，里面贴满了大小不一的照片，有些已经褪色，有些边缘卷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主要是学校活动和师生合影。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但你们看看。”
汪能三人围拢过来。相册的第一页是1938年的开学典礼，一群孩子站在操场上，前面坐着几位老师。孙文翰坐在正中，穿着长衫，戴圆框眼镜，面容严肃。那时的他还年轻，头发乌黑，腰背挺直。
往后翻，是各种活动：运动会、文艺表演、郊游。孩子们的脸在黑白照片上笑着，天真无邪。汪能仔细辨认每一张脸，试图找到那个穿着破旧蓝布褂子的身影，但照片分辨率太低，孩子们又挤在一起，很难看清细节。
直到翻到1944年秋季学期的一张班级合影。
照片背景是教学楼前，三十多个孩子分三排站着，前排坐着四位老师。照片顶部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育才小学四年级甲班全体师生，民国三十三年秋摄”。
汪能的视线凝固在第二排最右侧的一个男孩身上。
他个子偏矮，站在边上，身体微微侧着，像是想把自己藏起来。衣服确实是洗得发白的深色褂子，领口磨破了，袖口短了一截。裤子也明显不合身，裤腿吊着。鞋子看不清，但能看出是布鞋。他的脸很瘦，眼睛很大，眼神怯生生的，没有看镜头，而是看着地面。
和记忆碎片里的那个身影，重叠了。
“这个孩子……”汪能指着照片，“孙老师，您父亲提过他吗？”
孙老师凑近看，看了很久，摇摇头：“没有印象。不过这张照片我倒是记得——我父亲晚年经常拿着这张照片看，有时候会叹气。我问他是谁，他不说。”
汪能轻轻触摸照片上那个男孩的脸。隔着玻璃纸和数十年的时光，触感只有冰凉的平滑。
“他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学生。”汪能低声说，“一个流浪儿，在育才小学旁听，没有正式学籍。1945年夏天，他在教室上吊自杀了。”
孙老师的脸瞬间惨白。他踉跄一步，扶住柜台，手指紧紧抓住边缘。
“自……自杀？在我父亲的学校？为什么……为什么我父亲从来没说过？”
“因为那是丑闻。”蒋良权平静地说，“一个学生因为被冤枉偷窃而自杀，如果传出去，对学校的声誉是毁灭性打击。更何况，真窃者可能是有背景的富家子，校方选择了包庇和掩盖。”
孙老师浑身发抖。他看看照片上那个怯生生的男孩，又看看柜台上那枚冰冷的铜锁，最后看向汪能，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难以置信。
“我父亲……他真的做了这种事？冤枉一个孩子，还掩盖真相？”
“我们还没有最终证据。”汪能说，“但警方1945年的死亡记录写着‘无名流浪儿，畏罪自尽’，而钢笔在讲台抽屉里被发现。这很可疑。我们现在的线索指向一个‘张少爷’，可能是真窃者。孙老师，您父亲留下的日记或信件里，有没有提到姓张的学生？或者，有没有提到1945年夏天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
孙老师颤抖着手，解开那个布包，拿出日记本。封面是硬皮，已经磨损，右下角用金粉印着“孙文翰”三个字。
他快速翻阅。日记不是每天记，断断续续，有时几个月才写一页。大多是学校事务的流水账：某日购置新桌椅，某日某某学生生病，某日教育局来人视察。
翻到1945年6月，记录开始密集起来。
“六月初三，晴。
李教员淑贞失其钢笔一支，系其夫自沪上所购，价值不菲。李教员泣于办公室，言此笔乃定情信物，失之痛心。众教员皆疑为学生所窃，然无证据。”
“六月初五，阴。
张董事来访，言其子国栋近日心神不宁，问是否在校受欺。余答无。张董事留赠茶叶两盒，婉拒不得。”
张董事。张国栋。
汪能、李明道、蒋良权交换了一个眼神。
“六月初六，雨。
有学生密报，见那旁听生（无名）昨日放学后独留教室，形迹可疑。余召其问话，孩瑟瑟发抖，坚称未窃。然其衣衫褴褛，家境赤贫，确有窃物之嫌。李教员一旁哭诉，余心乱如麻。”
“六月初七，大雨。
晨至校，工友惊报：那孩悬于教室梁上，已气绝多时。脚下木凳翻倒，颈有勒痕。余魂飞魄散。检视教室，竟于讲台抽屉内寻得李教员之笔。警局来人，录口供，定案为畏罪自尽。余知此事疑点重重，然张董事午后遣人传话：‘校誉为重，勿节外生枝。’思及学校经费半数仰赖张家捐赠……余懦，从之。
孩遗体无亲可认，警局将葬于乱葬岗。夜不能寐，提笔欲记其名，方惊觉竟不知其姓名，只知他姓陈，旁人间或唤‘阿忘’，取‘被遗忘’之意乎？悲哉。余此生罪孽，恐难赎矣。”
日记到这里，这一页的下半部分被撕掉了。撕裂的边缘参差不齐，像是用力扯下的。
孙老师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日记本。泪水在他眼眶里打转，但他强忍着没让它流下来。
“陈……阿忘……”汪能轻声重复这个名字，“姓陈。被叫做阿忘——因为总是被遗忘。”
所以他有姓氏。他叫陈阿忘。一个连名字都透着悲凉的孩子。
“张董事的儿子张国栋，就是‘张少爷’。”李明道声音冰冷，“所以真窃者很可能就是张国栋。他偷了钢笔，事情可能快败露，就诬陷给这个最好欺负的流浪儿。校长孙文翰知道真相，但在张家的压力和学校利益的考量下，选择了沉默，甚至配合掩盖。结果就是陈阿忘被冤枉，绝望自杀。”
蒋良权补充：“日记里说钢笔在讲台抽屉里‘寻得’。如果是陈阿忘偷的，他为什么要藏在教室？更合理的解释是：真窃者（张国栋）或知情者（可能是校长）为了坐实陈阿忘的罪名，事后把钢笔放回去，伪造现场。”
孙老师终于支撑不住，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压抑的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我父亲……他竟然……”
汪能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孙老师的肩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是苍白的，原谅更不是他能给予的。
“孙老师，”汪能等孙老师情绪稍微平复，才开口，“您父亲在日记里表达了愧疚，也记下了孩子的姓氏。这说明他良心未泯，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现在，我们有机会纠正这个错误。”
孙老师抬起头，眼睛红肿：“我该怎么做？我能做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张家后人。”李明道说，“张国栋如果还活着，应该已经八十多岁了。就算去世，也应该有子女。我们需要他或他的后人承认当年的事——不一定公开，但至少要对陈阿忘的在天之灵有个交代。”
“其次，”汪能看向铜锁，“我们需要为陈阿忘‘正名’。他知道自己姓陈，有‘阿忘’这个称呼。但这不够。也许在更深的记忆里，他有真正的名字。我需要再次尝试共鸣，看能不能找到。”
“最后，”蒋良权说，“我们需要一个仪式。在陈阿忘去世的地方——或者说，在锁承载的记忆核心处——由孙老师作为校长的后人，代表父亲向他道歉，并承诺将他的故事记录在‘残忆斋’的档案里，让他不被彻底遗忘。同时，如果我们能找到张家后人的忏悔，一并纳入。”
孙老师用力点头：“我做。我一定做。需要我跪下来道歉都可以。”
“不是形式的问题。”汪能摇头，“是诚心。陈阿忘的执念是‘清白’和‘被记住’。我们要给他这两样东西。”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团队分头行动。
李明道通过警方的户籍系统，查找“张国栋”及其后人的信息。民国时期的富人，解放后经历土改、公私合营等运动，家族可能已经散落，但总会有痕迹。
蒋良权继续查阅资料，试图找到更多关于陈阿忘的背景。一个流浪儿，为什么会出现在育才小学旁听？他父母是谁？从哪里来？
汪能则留在店里，准备再次与铜锁共鸣。这一次，有了“陈阿忘”这个名字作为锚点，他希望能更深入、更安全地接触那段记忆。
孙老师也没有离开。他坐在柜台边的椅子上，一遍遍翻看父亲那本日记，尤其是被撕掉的那页之后的空白。他忽然想起什么，从布包里又拿出几封信件。
“这些是我父亲和朋友的通信。”孙老师说，“也许里面有提到。”
信件大多是琐事往来，只有一封引起了汪能的注意。那是1945年8月，孙文翰写给一位远方同窗的信，其中一段写道：
“……近日校中事，令余心绪难宁。一孩枉死，余愧为人师。然形势所迫，余无力回天。唯暗助那孩之母，使其得些微抚恤，然杯水车薪，难赎罪孽。那妇人家住城西棚户区，夫早逝，独力抚养此子，孩甚孝，拾荒供母。今孩惨死，妇病卧床，恐不久人世。余每思及，如芒在背……”
“母亲！”汪能精神一振，“陈阿忘还有母亲在世！住在城西棚户区。如果她能活到解放后，可能会有户籍记录。就算去世，也可能有邻居记得。”
孙老师也激动起来：“对，对！城西棚户区，五六十年代还有，后来改造拆迁了。但我记得地名——好像叫‘苦竹巷’？”
“苦竹巷……”汪能记下，“解放后的户籍档案里可能会有。”
就在这时，李明道打来电话。
“找到了。”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背景有些嘈杂，“张国栋还活着，今年八十九岁，住在城东老干部疗养院。他解放后参加了工作，在文化局干到退休，子女都在外地。我托疗养院的朋友侧面问了，老头现在有点糊涂，但偶尔会念叨‘小时候做错事，害死过人’。”
汪能的心脏重重跳了一下：“他承认了？”
“含糊地承认。说当年偷了老师的钢笔，害怕被父亲责打，就诬陷给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后来那孩子自杀，他吓坏了，一辈子良心不安。但他不知道那孩子的名字，只知道姓陈。”
“足够了。”汪能说，“我们需要他录一段话，向陈阿忘道歉。孙老师这边，代表父亲道歉。然后，我们还需要找到陈阿忘母亲的下落，或者至少确认她后来的情况。”
“母亲那边我来查。”蒋良权接过话，“苦竹巷的旧户籍档案，研究所可能有微缩胶片。”
天黑下来时，“残忆斋”里亮起了灯。
所有线索像拼图一样，逐渐拼凑出陈阿忘短暂而悲惨的一生：一个失去父亲的穷孩子，和母亲相依为命，靠拾荒度日。因为渴望读书，溜进育才小学旁听，被默许。他学习努力，得到先生夸奖，以为能靠知识改变命运。然后一支钢笔被窃，他被选中作为替罪羊，遭受冤枉、责罚、嘲笑。绝望中，在教室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后无名无姓，草草埋葬。母亲可能不久后也病逝，无人记得这对苦命的母子。
只有一把锁，记住了他的眼泪。
晚上九点，李明道带着一台小型录音机回来。里面录了一段张国栋颤抖、含糊但清晰的忏悔：
“……我偷了李老师的钢笔……因为那笔好看……我怕爹打我，就说是那个姓陈的孩子偷的……他没钱没势，没人信他……后来他上吊了，我吓坏了，不敢说……我对不起他……对不起……”
孙老师听着这段录音，眼泪再次流下来。他看向汪能：“我可以录音吗？代表我父亲道歉。”
汪能点头。
孙老师对着录音机，深呼吸好几次，才开口：
“陈阿忘同学……我是孙文翰的儿子。我代表我父亲，向你郑重道歉。六十五年前，他身为校长，没有查明真相，冤枉了你，导致你蒙受不白之冤，最终……选择了绝路。这是他的错，是不可原谅的错。他一生都在愧疚中度过，我也是在知道真相后，才明白他晚年的痛苦从何而来。”
“今天，我们找到了当年的真相。真窃者已经承认错误。你的清白，今天得以昭雪。你不是小偷，从来都不是。你是一个爱学习、孝顺母亲的好孩子。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否还能听见。但我想告诉你：你不会被遗忘。你的名字——陈阿忘，会被记在‘残忆斋’的档案里。你的故事，会被每一个看到这份档案的人知道。你不是无名之魂，你有名字，你存在过，你值得被记住。”
“对不起……请安息吧。”
录音结束。孙老师泣不成声。
汪能拿起铜锁。他感觉到，锁身传来的那种沉重、粘稠的怨念，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不是消散，而是软化，像坚冰在春日下开始融化。
“还差最后一步。”汪能说，“我们需要在‘记忆场景’里完成仪式。孙老师，您愿意和我一起吗？”
孙老师擦干眼泪，坚定点头：“愿意。”
“我也需要进去。”李明道说，“作为见证者。蒋老师，你在外面守着，如果情况不对……”
“我明白。”蒋良权拿出怀表，“给你们二十分钟。超过时间，我会用叔父笔记里的方法强行唤醒你们。”
汪能、李明道、孙老师三人围坐在柜台边，中间放着铜锁。汪能左右手分别握住李明道和孙老师的手，形成一个闭合的环。然后，他将自己的意识，像上次那样轻柔地探向铜锁。
这一次，有了名字作为指引，共鸣顺利得多。
黑暗。然后景象浮现。
还是那间老教室。黄昏的光线从木格窗照进来，灰尘在光柱中飞舞。
陈阿忘站在教室中央，低着头，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他的身影比上次清晰了许多，甚至能看见他睫毛上挂着的泪珠。
汪能、李明道、孙老师以半透明的虚影形态出现在教室里。陈阿忘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怯生生地看过来。
孙老师上前一步，对着陈阿忘，深深鞠了一躬。
“陈阿忘同学，我是孙文翰的儿子。我代表我父亲，向你道歉。”
他把在现实中说过的话，在这里又说了一遍。每一个字都清晰、诚恳。
然后，汪能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张国栋苍老、颤抖的声音在教室里响起：“……我对不起他……对不起……”
陈阿忘听着，眼睛慢慢睁大。泪水无声地从他脸颊滑落。
“不是我偷的……”他小声说，像是终于等到了这句话的回应，“真的不是我……”
“我们知道。”汪能轻声说，“我们都知道。你是清白的。”
陈阿忘看向孙老师：“校长……他后悔吗？”
“后悔。每一天都在后悔。”孙老师红着眼睛，“他晚年常说‘那孩子不该那样的，是我对不起他’。他记下了你姓陈，记下了‘阿忘’这个称呼。他想记住你，但不知道你的全名。”
陈阿忘低下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叫陈念慈。娘起的名字，她说……希望我记住慈悲，对别人好。”
陈念慈。
不是“被遗忘的阿忘”，而是“记住慈悲的念慈”。
汪能感觉自己的眼眶也湿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纸片——那是他从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
“陈念慈（约1933-1945）
育才小学旁听生。勤学孝母，蒙冤不屈。
今得昭雪，清白长存。
残忆斋记，永不忘却。”
他把纸片递给陈念慈的虚影。孩子接过，看着上面的字，眼泪大颗大颗掉下来，落在纸上，却没有浸湿它。
“谢谢……”他小声说，“我……我可以去找娘了吗？她一个人……在那边很孤单。”
“可以了。”汪能点头，“你已经等到了该等的东西。去吧。”
陈念慈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他最后看了一眼教室，看了一眼这些终于相信他、为他正名的人，然后转身，走向教室门口。
门外不是走廊，而是一片温暖的白光。
他迈出去，消失在光里。
教室里，铜锁“咔嚓”一声轻响，锁梁自动弹开了。
汪能三人同时睁开眼睛，回到现实。
柜台上的铜锁，已经锈迹斑斑，锁梁松开，仿佛一碰就会碎成粉末。那种缠绕其上的沉重感，彻底消失了。
孙老师长长吐出一口气，像是卸下了背负多年的重担。他看向汪能，眼神里有悲伤，也有释然：“结束了？”
“结束了。”汪能说，“陈念慈的执念已经化解。他会找到他的母亲，不再孤单。”
蒋良权走过来，检查铜锁的状态：“能量反应归零。锁成了普通的老物件。”他看向汪能，“所以，完整的流程是：查明真相、证明清白、知晓真名、诚心道歉、记录在案。”
汪能点头，翻开笔记本，在“悔过锁”事件的末尾，补上最终记录：
“解决日期：丙戌年九月廿四
解决方式：
查明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