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我妈弄丢了我。
十年后，我带着满脸伤疤和瘸腿回家了。
爸妈说会补偿我全部的爱，连弟弟说我丑都被我爸扇了耳光。
我以为自己终于得救了。
直到弟弟考上大学的庆功宴上，我只不过没笑。
我妈就突然发疯一样抓住我哭喊：“你为什么还要回来？你当初就该死在外面！”
那一刻我才懂，这个家早就有人代替我了。
我叫纪星辰，六岁那年，在庙会的糖画摊子前，松开了妈妈的手。
再睁眼，世界坍缩成没有窗户的囚笼，铁锈味、霉味和尿骚气是我学会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十年，足够打断的腿骨自己歪歪扭扭长成畸形的模样，足够滚烫的铁片在脸上烙下永不消退的蜈蚣疤痕，足够嘶喊的喉咙只剩下破风箱般的嗬嗬声。
被找到的那天，是个晴得刺眼的秋日。
警方和打拐志愿者簇拥着我，像押送一件出土的、严重损毁的文物，走向那栋漂亮得过分的独栋别墅。
妈妈扑上来，她的香水味、眼泪和近乎窒息的拥抱，像一张柔软的网，瞬间裹住我，网线上却带着细密的、名为“愧疚”的倒刺，扎得我生疼。
她哭得几乎昏厥，手指冰凉，一遍遍抚摸我脸上凹凸的疤痕，又像被烫到般缩回。
爸爸站在三步远的地方，背脊挺直，却微微佝偻。
他比寻人启事上的照片老了至少十岁，鬓角霜白，眼里的血丝像蛛网。
他想碰我，手伸到一半，却僵在空中，最终只沉重地落在我瘦削到硌人的肩膀上，按了按，喉结滚动，什么也没说出来。
然后，纪铭出现了。
他像一幅精心装裱的油画，从旋转楼梯上走下来。
十六岁的少年，身姿挺拔，穿着熨帖的米白色针织衫和浅色长裤，皮肤是常年被精心照料着的细腻光泽。
他的目光，平静地扫过我。
扫过我疤痕交错的脸，扫过我萎缩扭曲的右腿，扫过我身上散发出的、与这个洁净明亮空间格格不入的、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腐朽气息。
然后，那目光里迅速漾起恰到好处的、湿润的惊愕与怜悯。
“哥哥？”
他的声音清越，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干净质感，尾音微微上扬，透着一丝不确定的怯意，完美无瑕。
“你终于回来了。”
他走上前，想帮忙推我的轮椅，指尖在即将触碰到金属扶手的刹那，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随即又坚定地握住，对我露出一个混合着悲伤与喜悦的微笑。
“欢迎回家。”
那一刻，我残破的身体里，某个早已麻木的角落，细微地抽搐了一下。
不是感动，而是一种近乎野兽本能的警惕。
他的眼神太干净了，干净得像一面擦得锃亮、却照不出任何真实的镜子。
我的归来，像一块巨石砸进这个表面平静的家庭池塘。
最初的几个月，我被“供奉”起来。
妈妈辞去了画廊合伙人的闲职，几乎寸步不离。
她学着给我做流食，因为我的肠胃在长期虐待下脆弱不堪；她给我读童话，声音温柔得像羽毛，尽管我早已过了听童话的年纪，也失去了对美好结局的信任；她抱着我洗澡，手指颤抖着避开我身上层层叠叠的伤疤，眼泪混进洗澡水里。
夜里，她总睡在我房间外的小沙发上，稍有动静便惊醒，冲进来，拍着我的背，哼着模糊的摇篮曲，直到我僵硬的身体在她怀里慢慢松弛，或者直到天亮。
爸爸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他的“补偿”。
他成了最勤勉的采购者。
最新款的电动轮椅、进口的复健器械、据说对神经修复有奇效的昂贵补品、塞满三个衣柜的、尺码却总不太对的名牌衣物……
物质堆积成山，几乎要将我淹没。
他试图和我交流，搜肠刮肚地找话题，从公司经营到国际新闻，但往往在他滔滔不绝的讲述中，在我长久的、空洞的沉默里，话题无疾而终。
他看我的眼神，愧疚之下，是深深的无力，仿佛面对一道无解的难题。
而纪铭，完美地扮演着“天使弟弟”。
他学业优异，不用父母操心；他作息规律，举止得体；他对我这个突然闯入的、残破的兄长，保持着礼貌的距离和持续的、恰到好处的关心。
他会在我做噩梦惊醒时，第一个敲响我的房门，端着温水，眼神担忧；他会“不经意”地跟妈妈提起，某位名医或许对我的疤痕修复有帮助；他甚至会在家庭聚餐时，笨拙地试图给我夹菜，虽然筷子总在碰到我碗沿前迟疑。
所有人都说，纪家找回大儿子是不幸中的万幸，小儿子如此懂事善良，更是福气。
只有我知道，在那些无人注视的角落，纪铭的眼神会慢慢冷却，褪去所有温暖的光泽，变成一种冰冷的审视。
第一次察觉，是在一个深夜。
剧烈的幻肢痛让我无法入睡，冷汗浸透床单。
我挣扎着想去够床头的水杯，却连人带毯子摔下床，轮椅在几步之外，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趴在地毯上，徒劳地喘息，像一条离水的鱼。
房门悄无声息地开了。
纪铭倚在门框上，没有开灯，月光勾勒出他修长的身形。
他就那么站着，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在黑暗中狼狈地挣扎、蠕动，发出困兽般的呜咽。
看了很久，久到我几乎要失去意识。
然后，他极轻地、几乎带着点百无聊赖的语调，说：
“真难看。”
“为什么要回来呢？安静地死在外面，不好吗？”
声音很轻，却像淬了冰的针，精准地刺穿我耳膜，钉入心脏最深处。
说完，他轻轻带上门，脚步声消失在柔软的地毯上，仿佛从未来过。
第二天早餐，他依旧笑容明朗，给妈妈递果酱，对我说：
“哥，脸色不太好，昨晚没睡稳吗？妈妈炖了安神的汤。”
语气自然关切。
我看着他无懈可击的脸，胃里一阵翻搅。
我想嘶喊，想指证，可破碎的喉咙只能发出嗬嗬的杂音，在明净的晨光里，显得格外怪异和无理取闹。
妈妈立刻担忧地望过来，爸爸也皱起眉。
在纪铭坦荡的目光和我扭曲的沉默之间，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这只是开始。
我发现我枕头上有时会出现极淡的、不属于任何洗护用品的刺鼻气味；我唯一能勉强入口的特定品牌营养糊，偶尔会味道发苦；我复健时用来记录进度的本子，会莫名其妙缺页或出现嘲弄般的涂鸦。
都是小事，微不足道，且毫无证据。
每次“意外”发生，纪铭要么“恰好”不在场，要么会露出恰到好处的惊讶与歉意，并在父母询问时，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甚至显得格外为我着想的解释。
“可能是我上次帮忙晒枕头时，不小心碰到了清洁剂？”
“这个牌子的糊糊是不是批次有问题？哥的肠胃太敏感了。”
“本子是不是被风吹到地上，被家里狗狗叼去玩了？对不起啊哥，我没看好。”
他的表演天衣无缝。
父母眼中的他，是善良、细心、偶尔有点粗心但绝无恶意的少年。
而我，在一次次“意外”和“误会”后，在他们眼中，逐渐从一个可怜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或许因创伤而过度敏感、疑神疑鬼、难以伺候的病人。
妈妈开始在我面前无意识地叹气，那叹息很轻，却像重锤敲打在我早已不堪重负的神经上。
爸爸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身上有时带着酒气，面对我时，那份努力维持的耐心，渐渐被一种更深的、无法言说的疲惫取代。
这个家，依然华丽，依然整洁，依然流淌着轻柔的音乐和食物的香气。
但我能感觉到，在我周围，空气正一点点变得粘稠、冰冷。
我像一块被强行嵌入完美拼图的残片，无论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如何用愧疚和补偿的胶水粘合，裂痕依旧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蔓延。
而纪铭，就是那个手持放大镜，耐心寻找、甚至可能悄然扩大着每一道裂痕的人。
他在光鲜亮丽的家庭图景背后，用只有我能感知到的冰冷注视和那些无痕的“小动作”，缓慢地、优雅地，将我推向一个名为“多余”和“麻烦”的深渊边缘。
我知道，平静只是假象。
海底的暗流，已然开始汹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