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阑尾炎手术后，我回到哈尔滨继续上学，那时候年纪小，忘性大，之前那场差点要命的“阴桃花”，过去就过去了，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我爸确诊肝癌晚期那天，哈尔滨下了场大雪，雪真的很大，天空飘着的鹅毛大雪我至今都未曾忘记。
片子插在灯箱上，那些扩散的阴影像肮脏的墨渍，浸透了他的肝脏、淋巴。主治医生的声音平稳得像在念天气预报：“晚期，扩散了，时间不多。”
其实早有征兆。他胃疼了小半年，总说是老毛病，吞几片胃药就扛过去。人像漏气的皮球，一点点瘪下去。原先合身的衬衫变得空荡，皮带扣眼往后挪了好几格。
我们都没敢往最坏处想。人总是这样。
接下来的三个月，肿瘤医院成了第二个家。空气里永远浮着消毒水、廉价盒饭和绝望混合的气味。我妈的眼泪好像在那段时间流干了，眼睛总是红肿的，在我爸面前强撑着笑，一转身就捂住嘴，肩膀抖得厉害。
我爸被化疗折磨得脱了形。皮肤蜡黄，紧紧包着骨头，眼窝深陷。可每次我推开病房门，他浑浊的眼睛总会努力聚焦，费劲地朝我扯扯嘴角。那笑容，我现在闭上眼还能看见。
钱像水一样流走。积蓄见底，亲戚朋友借遍。可还是没能拽住他。
临走前一天，他精神突然好了些，能多说几句话。他把我叫到床边，手指瘦得像干柴，很轻地抓住我的手腕。
“儿子……”他声音哑得厉害，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等我走了……你们娘俩……搬了吧。”
我愣了一下：“搬哪儿去？咱家在这儿……”
他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瞳孔有点散，像是盯着很远的地方：“我最近……总看见。”
“一个穿红衣服的女的总来。”他转过来看着我说。
他喘了口气，胸口起伏得厉害：“能搬就搬吧……这块的房子……不干净。”
我当时以为他是疼糊涂了，或者用药的幻觉，没往心里去，只是点头：“爸你别瞎想，好好养病。”
他走的那天是周五。下午我在学校机房上微机课，对着闪烁的屏幕，突然心口一阵慌，坐立不安。放学铃一响，我抓起书包就跑。
刚进小区，就看见120的红蓝灯在楼下闪。警报声尖得扎耳朵。
我腿一软，几乎连滚爬地上楼。
家门敞着，屋里好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抢救设备滴滴响。我妈瘫在墙边，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爸躺在床上，身上连着电极片。他看到我冲进来，灰败的眼睛亮了一下，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胸膛剧烈起伏了两下——
然后，那口气就散了。
监护仪上，那条起伏的绿线拉成笔直的一条。
“爸——！！！”
我喊出声，但声音像是别人的。手脚冰凉，像被人扒光了扔在腊月的松花江冰面上。
后来怎么办手续，怎么通知亲戚，我都像个被设好程序的机器，麻木地做完。没哭，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好像所有的水分，都在那三个月里蒸干了。
葬礼结束后，家里静得可怕。
但父亲的痕迹和气息，却仿佛渗透进了这房子的每一寸墙壁里。夜里，我总恍惚觉得他还坐在客厅沙发上，在黑暗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我白天像个空壳去学校，实际上什么都听不进去了。老师的声音隔着一层毛玻璃。后来干脆办了休学。
我学会了抽烟。最便宜的白盒软包红塔山，呛，辣，但那股灼热滚过喉咙的感觉，能带来片刻的麻木。烟雾缭绕中，日子一天天毫无意义地重复，像一潭发臭的死水。
就在这麻木的生活中，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对’，正如水底暗流般层层积累，悄然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