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是谁？
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一整夜。天亮时，我眼睛酸涩得睁不开，但就是睡不着。一闭眼就看见那个倒计时，鲜红的数字在黑暗里跳动，71小时，70小时，69小时……像颗定时炸弹绑在我心脏上。
清单还躺在地板上，我没敢再碰它。天亮后停电恢复了，日光灯亮起时，那些暗红色的字迹在灯光下显得更加刺眼。最后一页的倒计时已经变成70:34:12，还在继续减少。
父亲的笔迹我是认得的。小时候他给我改作业，字迹工整有力，一笔一画都像刻上去的。清单背面那几行字，虽然潦草，但确实是他的手笔。这是什么时候写的？五年前他去世前？还是更早？
“去工地，找老赵。”
工地是哪个工地？二十年前的工地，现在要么拆了，要么改建了。北五环那个购物中心？有可能。但父亲说“找老赵”，老赵如果还活着，现在也该六七十岁了。他还在工地吗？还是住在附近？
我爬起来，打开笔记本电脑。搜索“老赵+工地+1999”，结果寥寥无几。一个建筑论坛的旧帖里有人提到：“当年那个工地，老赵是监理，后来出事后就消失了。”
监理。
父亲日记里提到过监理：“老赵今天又来检查，说钢筋规格不对。我让他别多事，公司有公司的标准。”
公司标准。偷工减料的标准。
我继续翻父亲的遗物。那个铁皮盒子里除了日记和半张纸，还有几张模糊的图纸。我摊开图纸，是建筑平面图，上面有手写的标注：“3号楼，基础加固未达标”“水泥标号不足”。图纸右下角有个签名，字迹很潦草，但能辨认出是“赵卫国”。
老赵叫赵卫国。
我用手机拍下签名，开始搜索这个名字。这次信息多一点了。赵卫国，1955年生，原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监理工程师，2000年离职，此后无公开记录。有个旧新闻提到他：“监理工程师举报工地安全隐患，反遭公司辞退。”
时间是2000年3月。
正好在工地事故之后。
我记下这些信息，看了看时间：早上七点半。倒计时：69:58:23。
三天。我还有不到三天时间。
我冲了个冷水澡，试图让自己清醒。水流打在脸上时，我突然想起昨晚镜子上的字：“亲眼看见，才相信吗？”
那个孩子，小雅，她在看着我。她在提醒我，也在警告我。
换好衣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清单捡起来。手指触碰到纸页的瞬间，那股寒意又来了，像针一样扎进皮肤。我把它装进一个旧文件袋，塞进背包最里层。不能把它留在家里，谁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它会干什么。
出门前，我看了看玄关镜子。镜子里的人眼窝深陷，脸色惨白，像个活死人。我移开视线，推门出去。
白天的城市看起来正常多了。阳光很好，虽然没什么温度。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匆匆，没人注意到背包里装着一本催命清单的我。
我先去了趟银行。父亲去世后，他的账户一直没注销，母亲让我留着，说里面还有点钱。我很少动那个账户，现在需要现金——找人的话，可能需要打点。
ATM机吐出五千块钱，我数了数，塞进钱包。交易记录打印出来时，我瞥了一眼余额：32768.42元。
这个数字有点眼熟。
我拿出手机计算器，算了算：32768除以3，等于10922.666。
三个死者的抚恤金？当年事故死了三个人，如果每人抚恤金是一万左右……
我摇摇头，把这个念头赶出脑子。巧合，一定是巧合。
从银行出来，我打车去了北五环那个购物中心。白天的购物中心热闹多了，停车场几乎停满，人来人往。我绕着建筑物走了一圈，试图想象二十年前这里的样子。
应该是一片工地，有工棚，有塔吊，有堆积如山的建材。冬天，很冷，工人们穿着厚棉袄，哈出的气都是白的。然后某一天，楼塌了，死了人。有人掩盖真相，有人拿钱闭嘴。一个孩子饿死在门口。
“小伙子，找什么呢？”
一个保安走过来，五十多岁，穿着不合身的制服。
“师傅，跟您打听个人。”我掏出烟，递过去一支，“赵卫国，您认识吗？以前在这片工地干过监理。”
保安接过烟，眯起眼睛打量我：“老赵？你找他干嘛？”
我心里一紧：“您认识？”
“认识，怎么不认识。”保安点上烟，深吸一口，“以前常在这片转悠，神神叨叨的。后来搬走了，好多年没见了。”
“您知道他住哪儿吗？”
保安摇摇头：“不知道。不过……”他顿了顿，“他有时候会回来，在那边空地转悠。”
他指了指购物中心后面的那片待开发空地，就是我昨晚去看过的地方。
“什么时候会来？”
“说不准。有时候白天，有时候晚上。”保安弹了弹烟灰，“我劝你别找了。老赵这人……不太正常。”
“怎么不正常？”
保安左右看看，压低声音：“他总说工地有鬼。说当年死的人没走，还在那儿。尤其是那个小孩，他说常看见小孩在空地上哭。”他摇摇头，“我看他是脑子出问题了。这世上哪有什么鬼。”
我谢过保安，朝空地走去。
白天的空地看起来没那么阴森，但依然荒凉。铁皮围挡破损的地方更多了，我钻进去，踩着杂草往里走。
空地上堆着建筑垃圾：破碎的水泥块、生锈的钢筋、腐烂的木板。中央确实有个土堆，比昨晚看起来更大。我走过去，发现土堆旁散落着一些东西。
几个空酒瓶，红星二锅头。几个烟头，红塔山。还有一沓纸，用石头压着。
我蹲下看那些纸。是复印的旧文件，纸张已经发黄。最上面一张是事故报告，日期：1999年12月20日。事故描述很简单：“工地局部坍塌，致一人轻伤，无死亡。”
但报告右下角，有人用红笔写了一行字：“放屁！死了三个！孩子也死了！”
字迹和父亲铁盒里图纸上的签名一样：赵卫国。
我翻看下面的文件。有建材采购单，显示钢筋和水泥的规格低于国家标准。有施工日志，记录着“监理多次提出整改意见，未采纳”。还有一份名单，是当年工地的人员名单。
名单上有我父亲的名字：林国栋，职务：项目经理。
张建国：安全员。
李桂兰：后勤主任。
王浩：施工员。
赵卫国：监理工程师。
还有三个名字用红笔圈了起来：
陈大山：钢筋工。
刘建军：水泥工。
孙福贵：木工。
这三个名字旁边都打了一个叉。
而在名单最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陈小雅，8岁，陈大山之女。1999年12月23日，饿死于工地门口。”
日期就是父亲发疯的那天。
我盯着那行字，感觉周围的温度在下降。虽然是白天，阳光很好，但我却冷得发抖。我把文件收起来，准备离开。
转身时，我看见了他。
站在空地边缘，铁皮围挡的阴影里。一个老头，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花白凌乱，手里拎着个布袋子。
我们隔着二十米对视。
他先开口，声音沙哑：“你是林国栋的儿子。”
不是疑问，是陈述。
我点点头，朝他走过去。他没动，就站在那里，等我走近。
走近了才看清他的脸。瘦，很瘦，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但眼睛很亮，亮得有些不正常。他盯着我看，像在辨认什么。
“你长得像你爸。”他说，“尤其是眼睛。”
“您是赵叔叔？”
他点点头：“赵卫国。你爸让你来的？”
“算是吧。”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清单的事，“我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
老赵笑了，笑声干涩：“发生了什么？死了人，埋了真相，孩子饿死在雪地里。就这么简单。”
他转身，示意我跟上。我们钻出围挡，走到路边的一间破旧平房前。房子很小，窗户糊着报纸，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
开门进去，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光。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几乎没别的东西。墙上贴满了东西——照片、剪报、手写的笔记，密密麻麻。
我仔细看那些照片。大多是工地照片，有些是事故现场：坍塌的脚手架，扭曲的钢筋，散落的安全帽。其中一张照片让我停下脚步。
是一个小女孩。
穿着破旧的棉袄，脸冻得通红，站在工地门口。她在哭，眼泪在脏兮兮的脸上冲出两道白痕。照片是黑白的，但那种绝望几乎要从纸面上溢出来。
“小雅。”老赵在我身后说，“陈大山的女儿。出事那天，她来工地找爸爸。”
“后来呢？”
“后来？”老赵点了一支烟，“后来她爸死了，尸体抬出来的时候，她在旁边看着，不哭也不闹。她妈早没了，家里没人。工地给她家赔了点钱——很少，很少的钱。钱被她叔叔拿走了，没管她。”
他深吸一口烟：“那几天特别冷，零下十几度。她就蹲在工地门口，等爸爸。没人管她。第三天早上，保安发现她冻僵了，手里攥着半张纸。”
“纸上写着她的名字。”
老赵看了我一眼：“你知道？”
“我父亲留下了另一半。”
老赵沉默了很久。烟烧到手指，他都没察觉。
“你爸……其实良心一直不安。”他终于开口，“事故发生后，上面施压，让压下来。你爸一开始不同意，但公司威胁要开除他，还要追究他的责任——因为确实是他签字同意用那些不合格材料的。”
“所以他妥协了。”
“所有人都妥协了。”老赵说，“张建国改了安全检查记录，李桂兰做了假账，王浩写了假证言。我……我也签了字。”他苦笑，“我说我不同意，他们就威胁我家人。我老婆那时候住院，需要钱。”
“那三个工人……他们的家属呢？”
“拿了点钱，签了保密协议。很少的钱，还不够看病。”老赵掐灭烟头，“陈大山的老婆早死了，就剩小雅。她叔叔拿走钱后，小雅就没人管了。你爸……你爸其实偷偷去看过她，想给她点钱，但没找到人。等找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屋里很安静，只有老赵粗重的呼吸声。
“你爸后来一直做噩梦。”老赵继续说，“他说梦见小雅来找他，问他为什么让她爸爸死，为什么让她饿死。他开始信佛，捐钱，做善事，但没用。五年前，他来找我，说小雅回来了。”
“回来了？”
“他说看见她了，就在那片空地上，穿着那件破棉袄，手里攥着纸。”老赵的声音在发抖，“我说他疯了。但没过多久，你爸就死了。”
“心脏病？”
老赵看着我，眼神复杂：“官方说是心脏病。但我看见他了——他死前那天，也来过这里。他说小雅给了他一张清单，上面有所有人的名字。他说他是第一个。”
我后背发凉：“清单……”
“你也拿到了，对吧？”
我点点头，从背包里拿出文件袋。老赵看到清单的瞬间，脸色变得惨白。他没碰它，只是盯着。
“它来找你们了。”他喃喃道，“一个都不放过。”
“有什么办法吗？”我问，“我只有不到三天时间了。”
老赵摇头：“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你爸可能就不会死。”他顿了顿，“但也许……也许有个办法。”
“什么？”
“找到小雅的尸体，好好安葬她。”老赵说，“当年工地草草处理了，埋在哪里没人知道。如果找到她，给她一个安息的地方，也许……”
他没说完，但意思我明白了。
“埋在哪里？”
“我不知道。”老赵说，“但有人可能知道——当年处理尸体的人，叫孙福贵，是工地的一个杂工。他应该还活着。”
“孙福贵……”我想起名单上那个被红笔圈起来的名字，“他也是死者之一？”
“不，他活着。”老赵说，“但他疯了。事故后不久就疯了，住在精神病院。”
我记下这个名字，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时，老赵叫住我。
“小林。”他说，“如果你找到她……替我说声对不起。”
我点点头，推门出去。
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掏出手机看时间：下午两点。
倒计时：67:12:04。
还有两天零十九小时。
手机突然震动，是一条短信，来自那个陌生号码：
“老赵话太多了。”
我猛地回头，看向老赵的房子。
窗户里，老赵站在那儿，正朝我挥手告别。
下一秒，窗户上的玻璃毫无征兆地炸裂。
不是破碎，是炸裂，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击碎。玻璃碎片四溅，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老赵的身影消失在窗口。
我冲回屋里时，他已经倒在地上，脖子以一种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眼睛睁得很大，看着天花板。鲜血从后脑流出来，在地板上漫开。
而在那片血泊旁边，散落着一地玻璃碎片。
碎片上，映出无数个我的脸。
每一片都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
窗外，阳光依旧很好。
但屋里很冷，冷得像冰窖。
我颤抖着掏出手机，拨了120。挂断电话后，我看了一眼清单——它还在文件袋里，但我能感觉到，它在动。
最后一页的倒计时，跳到了67:08:33。
时间，又少了三分钟。
而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