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农村，从没有人教过我，孤女应该怎样保护自己。
直到有一天，村里的刘老汉笑眯眯递给我一袋花生，我毫无防备地接过，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后来，我去镇上端盘子，有个小黄毛说带我去城里挣大钱，我信了，再一次深陷泥潭。
又过几年，警察来会所扫黄，我被带到了公安局。
周警官问我：“你还这么年轻，将来有什么打算？”
我看着新闻里从容睿智的女政客，抠着手指问：“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吗？”
周警官沉默一瞬，点头：“有。”
可他不知道，我手上早已有了一条人命，马上就会有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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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警察带到南城公安局时，身上还穿着会所发的学生制服。
领口开得很低，脖子上还有红痕。
头套被摘掉时，我惊恐地用手挡住脸，仿佛这样就能挡住周围的目光。
负责核实身份信息的女警员呵斥我：
“现在挡什么挡，早干嘛去了？”
她语气冰冷，却转身就取来一件衬衣递给我：“穿上。”
我惴惴地穿上衣服，将我抓捕归案的周警官走进信息采集室，对女警员点了点头。
女警看向我：“我们现在需要确认你的身份，你刚说身份证丢了。那么请说出你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户籍地址。”
我偷偷抬眸，看了眼坐在对面不怒自威的男人。
我知道，这位穿着藏蓝色警服，身上混着烟草与咖啡气息的周警官，正是南城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一级警长周承安。
我习惯性红了眼，楚楚可怜地看着他。
在会所里，客人最吃我这一套，每当我露出这种神色，他们就会对我有求必应。
周警官扫了我一眼，眉心微蹙。
女警员拍了下桌子：“这里是警局，老实一点！”
“姓名！”
我抿着嘴，低下了头。
“周福妹。”
“年龄？”
“二……二十。”
周警官审视地看着我，眼神充满了压迫感。
“真实年龄！”
我心中紧张，看了眼放在角落的录音录像设备：
“十八。”
女警员厉声质问：“到底几岁？”
我一只手掐着另一只手的虎口，没有说话。
女警员与周警官对视一眼。
周警官声音冷肃：“我们需要通知你的亲属到场，请提供一位成年亲属的联系方式。”
我的眼泪瞬间落下，却没有抬手去擦，任由泪水无声地滑落，沾湿鬓边几缕发丝。
阿姐说过，这样倔强又脆弱的模样，最容易引起男人的怜惜。
“我的爸爸在我八岁那年就死了，是工地事故。”
“妈妈带着包工头赔的钱跑了，奶奶带着弟弟去了叔叔家生活，前几年也死了。”
“叔叔婶婶在我还没出生时就分家了，我从没有和他们一起生活过，他们……一直视我为耻辱，不会过来的。”
“可以不通知家人吗？我知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情节较轻，未造成恶劣影响，系初犯且认错态度良好的，可倾向于处以罚款而非拘留。”
阿姐说过，不论落到何种境地，法律永远是保护自己最强有力的武器。
我背下的法律条款，比我识的字都多。
可第二天，我还是在警局看到了婶婶刘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