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一大早，马建国就把车从地下车库开了出来。
合肥到六安，走高速不过一百四十公里，两个小时的路。张秀英在副驾驶上摆弄手机，后座堆满了年货——两箱五粮液，一箱车厘子，几盒稻香村的糕点，还有给父亲买的一件羽绒马甲，藏青色的，厚实。张秀英买的时候说，"老爷子坐轮椅不动弹，就怕腿上冷。"马建国说行，你看着买。
车子驶上合六高速，城市便迅速地退了下去。先是高楼，然后是工地，然后是郊区那些半新不旧的门面房——手机维修、五金建材、安徽土菜馆。再往前，楼房越来越矮，越来越稀，最后只剩下大片大片收割过的田地，灰扑扑地铺向天边。冬天的皖西平原是一种说不清的颜色，不是绿，不是黄，是庄稼茬子和枯草混在一起的灰褐色，像一件穿了很多年的旧棉袄，褪了色，但还厚实。
马建国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车开得不快。出了城，他整个人就松了下来，肩膀不自觉地往下塌了塌，坐姿也散了，不像在公司里那样挺着。连呼吸都变了——城里的马建国呼吸是浅的，像随时准备开口说话；回六安路上的马建国呼吸是深的，慢慢吸进去，再慢慢吐出来，胸腔里像装了一整片冬天的田野。
"秀英，家里腊肉弄了没有？"他问。
"你弟媳妇微信上讲了，弄了二十多斤。腊鱼也有。"
"腊鱼用的啥鱼？"
"草鱼。你弟弟讲今年草鱼便宜，七块多一斤，买了二十几条，半条村子都送了。"
马建国笑了一声。建军就是这个性子，开个超市，赚不了几个钱，倒是人缘好，逢年过节的东西往外送。他有时候觉得弟弟活得比他明白——一个小超市，一年到头挣个十来万，够吃够喝，村里人都认识，日子过得清清爽爽的。不像他，账上趴着几百万的流水，可是哪一笔不是操心操出来的？
不想这些。过年了，不想这些。
他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冬天的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子泥土和枯草混合的气味，干燥的，冷冽的，但不刺鼻。这是皖西的味道。他从十八岁考上合肥工大离开六安，到现在快四十年了，可是每次闻到这个味道，身体就比脑子先反应过来——肩膀松了，呼吸深了，连方言都自己跑出来了。
"过了前头这个道口就快了。"他说，已经不是合肥腔了，舌头放平了，声调拖长了，是六安话的调子。
张秀英也没注意到他什么时候切换的，因为她自己也已经换了。两口子在合肥生活了三十多年，普通话讲得溜，但那是给外人听的。一回六安，嘴巴就自己找到了老路，像水流回了河道。
下了高速，转省道，再转县道。路越来越窄，但铺的是水泥，平平整整的，是这几年"村村通"修的。道两边是杨树，叶子落光了，只剩下灰白的枝干戳在天上，像是谁用炭笔在灰蓝色的天幕上画的一道道竖线。偶尔有一棵枣树，也是光秃秃的，但枝丫间裹着几簇干枯的枣子，褐红色的，缩成了一粒粒小核桃那么大，风一吹，轻轻晃一晃。
进了村口，鞭炮声就稀稀落落地传过来了。不是那种连片的轰响，是东一声西一声的，像村子在打哈欠，慢慢醒过来。有人家已经贴了春联，红纸黑字，贴得有高有低，歪歪扭扭的，但看着就喜庆。一个小孩子蹲在路边放擦炮，"啪"一声，又"啪"一声，抬头看见马建国的车开过来，傻愣愣地盯着，手里的擦炮忘了扔，"啪"地在手边炸了，吓得一蹦，哇哇叫着跑了。
马建国笑了，笑出了声。张秀英也笑了，说："个板的，跟你小时候一样。"
"我小时候比这胆大。"马建国说。
车子在老屋门口停下来。这是一栋两层的砖瓦房，八十年代末盖的，那时候马建国刚参加工作，寄了三千块钱回来，在当时算一笔巨款了。后来又翻修过一次，外墙贴了白瓷砖，窗户换成了铝合金的，屋顶加了琉璃瓦。可是三十多年过去，白瓷砖也旧了，有几块脱落了，露出底下的红砖，像掉了门牙的老人咧着嘴笑。院子的水泥地上长了些青苔，冬天冻硬了，踩上去有点滑。
院子东边有一棵柿子树。这棵树是父亲年轻时种的，比马建国的年纪还大，树干有碗口那么粗，皮裂开了一道道深缝，黑褐色的，像老人手上的纹路。冬天叶子落光了，只有几根粗枝伸向天空，在最高的一根枝头上，挂着四五个柿子，没人摘，已经冻透了，红得发黑。远远看去，像是树在寒风里举着几盏暗淡的灯笼，灭了，又没完全灭。
"建国！回来啦！"
弟弟马建军从屋里迎出来。五十二岁的人了，可是晒得黑红黑红的，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棉袄，脚上是一双黄胶鞋，走路带风。他的超市就开在村口公路边上，三间门面，卖烟酒副食日用品，兼带收快递，一年到头不得闲，人倒是越活越结实。
"建军，路上堵不堵？"
"不堵，两个小时到的。"
"嫂子！"马建军朝车子那边喊，"快进屋，外头冷得很！"
张秀英提着车厘子和糕点下来，弟媳妇周红梅也从厨房擦着手出来了，两个女人一见面就热热闹闹地说开了——孩子、年货、衣服、电视剧，话题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没个停。马建国从后备箱搬酒，马建军过来帮忙，兄弟俩一人抱一箱，往堂屋里走。
"五粮液？"马建军瞄了一眼箱子上的字，"搞这么好的酒干啥，我从超市拿几瓶古井贡就行了。"
"过年嘛，喝点好的。"马建国说。
"你这个当哥的，每回都搞这些。"马建军嘴上说着，脸上是笑的。
堂屋里，父亲坐在轮椅上，轮椅旁边放着一只铸铁的炭火盆，炭烧得红彤彤的，上面架着一只铝壶，壶嘴冒着细细的白气。老人裹着一件灰色的旧棉袄，膝盖上搭了一条毛毯，头上戴着一顶深蓝色的毛线帽——那是去年马建国买给他的。八十七岁了，脸上的皮肉像干橘子皮一样皱缩着，但眼睛还亮，看到大儿子进来，嘴巴就咧开了，露出几颗歪歪斜斜的黄牙。
"爸，我回来了。"马建国弯下腰，凑到父亲耳边说。老人耳朵不行了，不大声听不见。
"嗯嗯，回来了，回来了好。"父亲点着头，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在马建国的胳膊上拍了拍。那只手的关节全是鼓的，青筋一根根突出来，像老树的根。
"路上冷不冷？"父亲问。
"不冷，开车的，有暖气。"
"啊？"
"我说不冷！"马建国又提高了声音。
"不冷就好，不冷就好。"父亲又点头，像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你们城里暖和，我们这儿冷，你看这个炭火——建军搞的炭，今年炭贵了，十块钱一斤了……"
他就这样絮絮叨叨地说着炭的价格、今年的天气、隔壁王大爷上个月走了、村东头的路又修了一段。马建国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他旁边，一边听一边"嗯嗯"地应着，偶尔插一句"是啊""哦""那还行"。他并不觉得烦。在合肥，他听的是合同金额、客户诉求、人力成本、市场趋势，每一句话都是紧绷的，都要接住、回应、判断。在这里，父亲的话像屋檐下滴水一样，不急不慢，听不听都行，但听着就觉得安稳。
中国人过年，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一家人凑在一起，说些有用没用的话，吃些铺排出来的菜，放些响动大的鞭炮，把一年的辛苦、委屈、担忧都压在桌子底下，端上来的全是笑脸和好话。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不管那些看不见的洪流已经冲到了什么地方，这一天，所有人都默契地假装一切都好。这大概也是一种本事。
下午，马建国和马建军在院子里杀鸡。这是一只养了快一年的老母鸡，弟媳妇周红梅专门留着过年的。马建军按住鸡，马建国拿刀——他好多年没干这个了，手生得很，刀架在鸡脖子上比划了两下，还是马建军说"你让开让开"，一刀下去，利利索索的。血放进一只搪瓷碗里，红殷殷的，冒着热气。
马建国蹲在一边看弟弟拔鸡毛，手上点了一根中华烟。
"哥，你那个公司今年咋样？"马建军一边薅鸡毛一边随口问。
马建国吐了一口烟。"还行。"
"还行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还行。"马建国笑了笑，"能过年，能给你带五粮液，就是还行。"
马建军也不再追问。他不是那种会刨根问底的人。在他的世界里，"还行"就是还行，哥哥在城里开公司，一年挣多少他从来没问过，也不想问。他只知道哥哥每年过年回来带好烟好酒，给老父亲的零花钱从不断，侄子在合肥一中当老师，教书的人体面——这些就够了。日子好不好，不用说，看得出来。
但马建国知道弟弟看不出来。因为该带的东西他一样没少带，该给的钱他一分没少给。他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公司虽然丢了翰信的合同，收入缩了三分之一，可他手头还是有钱的，这些年攒下的家底还撑得住。只是那种感觉不一样了。以前花钱是踏实的，像脚踩在水泥地上；现在花钱是虚的，像踩在冬天的薄冰上，每一步都在听底下有没有裂的声音。
他把这些念头吸进了烟里，又吐出来。白色的烟雾在冷空气里散得很慢，像一团犹犹豫豫的雾。
"你那个超市今年挣了多少？"他反过来问弟弟。
"不多，刨去房租水电人工，落个十一二万。"马建军说得轻松，"不过今年有个好事，村里搞电商服务站，让我代运营，一个月多两千块补贴。"
"电商服务站是搞么事的？"
"就是帮村里老人在网上买东西、卖东西。他们不会弄手机嘛，我帮他们搞。还有就是收发快递，现在快递多得很，一天几十个件。"
马建国听着，没说话。弟弟的十一二万和他公司账上的数字比起来，差了不止一个零。可是弟弟的十一二万是实实在在的，一包盐两块五，一瓶酱油八块钱，一笔一笔加起来的，风吹不走，雨打不散。他的那些数字呢？一个客户不续约，几十万就没了，像风卷起一堆落叶，呼啦一下就散了。
"你这个日子过得好。"马建国说，说的是真心话。
"好啥好，你才好。"马建军笑着说，"你是我们马家出的最有出息的人。"
马建国没接话。他把烟头丢在地上，用鞋底碾了碾。
厨房里热气蒸腾。两个女人在灶台前忙活，张秀英切菜，周红梅掌勺。灶是老灶，烧柴火的，可旁边也装了煤气灶，两个一起用，一个炖汤，一个炒菜。腊肉挂在屋檐下面，一条一条的，油亮油亮的，有些地方透出琥珀色的光。腊鱼也挂了一排，干得发硬了，表面结了一层细细的盐霜。这都是过年才舍得吃的好东西——其实也不是舍不得，是留着过年吃才有过年的意思。
张秀英切完萝卜丝，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探头看了看堂屋里的老爷子，又回头对周红梅说："爸今年看着还行啊，精神头不差。"
"还行是还行，就是腿越来越不中了，上回差点从轮椅上翻下来，亏得建军在家。"周红梅压低声音说。
"唉，八十七了。"张秀英叹了一口气。
"可不。不过老爷子有福气，两个儿子都孝顺。你们建国每个月打的钱我们都给老爷子存着，他也花不了啥。"
"存着好，万一要看病用得上。"
两个女人说着说着又拐到了别的话题上——周红梅的儿子在镇上开挖掘机，谈了个对象，女方是霍邱的，要求在六安市里买房。"现在的年轻人啊，不买房不结婚。"周红梅说。张秀英说："合肥也一样，都一样。"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年夜饭的菜全部上了桌。
一张大圆桌，摆在堂屋正中间。桌上满满当当：红烧肉、清蒸鲈鱼、糖醋排骨、炒腊肉、干锅鸡、炸圆子、凉拌莲藕、蒜薹炒腊鱼、酱牛肉、拍黄瓜、一盆老母鸡汤——就是下午杀的那只。十一个菜，一个汤，四个人加一个老人，明显多了，可过年的菜不怕多，就怕不够看。周红梅又端了一盘饺子上来，说是白菜猪肉馅的，老爷子牙口不好，吃这个软和。
鞭炮声已经密了起来。东边一串响完，西边又接上了，噼里啪啦的，像是整个村子在用声音互相打招呼。马建军拎了一挂一万响的鞭炮出去，在院门口点了，白色的烟雾弥漫开来，硫磺味冲进屋子里，辛辣的，热闹的。老父亲在轮椅上眯着眼睛笑，嘴里说着"响，响得很。"
五粮液开了一瓶，马建国给弟弟倒了一杯，自己倒了一杯。张秀英喝果汁，周红梅倒了半杯啤酒。老父亲面前放了一个小酒盅，马建军给他倒了一点点白酒，不到半两。
"来来来，过年了，喝一个。"马建国端起杯子。
"过年好！"大家一起碰了杯。
老父亲端起酒盅，抿了一小口，眯着眼，嘴巴砸了砸，说："好酒，比建军超市里的好喝。"
马建军大笑："爸你这是嫌我的酒不好啊！"
"你那个是便宜酒，不照。"老父亲嘴硬得很，说完自己也笑了。
桌上热闹起来了。马建军说今年超市的事，说村里谁家盖了新房，谁家儿子考上了大学，谁家的猪卖了个好价钱。周红梅插嘴说儿子谈对象的事，张秀英给她出主意。马建国夹菜、喝酒、听着、笑着，偶尔接一句两句。他的脸上是放松的，甚至可以说是快活的——这是一年里他最不用端着的时候。在合肥，他是马总，要照顾所有人的情绪，要把话说得滴水不漏；在这里，他只是建国，是父亲的大儿子，是弟弟的哥哥，是嫂子，是回来过年的那个人。
他给父亲夹了一块排骨，又夹了一块鱼，嚼碎了的那种，没刺。"爸，你吃这个，软和。"
"吃了吃了，你也吃，你也吃。"父亲一边嚼着饺子，一边往马建国碗里夹了一筷子腊肉——那块腊肉太肥了，老人家手又抖，夹到半路差点掉了，马建国赶紧用碗去接。
"你小时候最爱吃腊肉。"父亲说，眼睛浑浊但亮，"我跟你妈说，建国这孩子像我，就好这一口。"
"是，我好吃腊肉。"马建国把那块肥腊肉塞进嘴里，嚼了嚼，咸的，香的，腻的，确实是小时候的味道。
电视开着，春晚已经开始了，歌舞节目在唱什么"新时代新征程"，没人认真看，只是图个声音和光亮。堂屋里炭火盆烧得正旺，铝壶里的水开了，"咕噜咕噜"地响着，壶嘴的白气模模糊糊地升上去，又散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突然说了一句话。
老人刚喝了一口鸡汤，放下碗，用袖子擦了擦嘴，看着马建国，模模糊糊地笑着，说："建国啊，你们城里的电脑生意还好吧？"
桌上的笑声没有停，马建军正在和周红梅争论儿子买房的事，张秀英在旁边帮腔。没有人注意到这句话。只有马建国听到了。
他的筷子停在半空。
"好，爸你放心。"他说。
他的声音平平的，稳稳的，像一面结了冰的湖。
父亲点点头，又补了一句："你们搞电脑的，比我们种地的强多了。我跟隔壁老李讲，我大儿子在合肥开公司，搞电脑的，二十几个人。老李说那是大老板。"
马建国把筷子放下来，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是热的，辣的，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他觉得那股热气在胃里转了一圈，然后往上走，到了胸口的位置，变成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不是疼，不是酸，是一种很钝的、很重的、像石头压在棉花上的感觉。
唉。
父亲不知道。父亲什么都不知道。父亲只知道大儿子在城里"搞电脑的"，开公司，是大老板。他不知道那个公司最大的客户已经不续约了，不知道收入缩了三分之一，不知道还有别的客户也在动摇，不知道那些"电脑"正在被另一种"电脑"取代——一种不需要马建国的公司去做系统集成、不需要人去布线调试培训维护的"电脑"。父亲八十七岁了，他这辈子种过地、当过村干部、养大了两个儿子，他能理解庄稼的收成和天气的关系，但他理解不了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东西是怎么在几年之内把他大儿子的生意一点一点吃掉的。
他也不需要理解。
"好，爸。"马建国又说了一遍，笑了笑，给父亲的小酒盅里又添了几滴酒，"你喝，过年嘛。"
饭吃到八点多。老父亲困了，马建军推着轮椅送他回房间睡觉。周红梅收拾碗筷，张秀英帮着洗。马建国说"我出去抽根烟"，推开堂屋的木门，走到了院子里。
冷。
真冷。屋里炭火烘了一晚上，出来像是一头扎进了冰水里。六安的冬天不如北方那么干脆，是一种湿冷，钻进骨头缝里的那种，棉袄挡不住，羽绒服也挡不住。马建国呼了一口气，白色的雾气从嘴里喷出来，浓浓的，在路灯昏黄的光线里散开，像一团犹犹豫豫的棉花。
他从衣兜里摸出中华烟，抽出一根，点上。火机的火苗在黑暗中跳了一下，橘黄色的，映出他的脸——五十六岁了，发际线退到了头顶往后的位置，眼角的皱纹在冬天的冷风里像刀刻的一样深，下巴上冒出了青灰色的胡茬，他出门前刮过的，但这一天下来又长出来了。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夹克，里面套了一件灰色的羊毛衫，夹克拉链没拉到顶，领口露出一截羊毛衫的圆领——这个打扮在合肥的饭局上显得体面，在这个院子里显得有点多余。
他靠在院墙上，吸了一口烟。
鞭炮声还在响，但不像傍晚那么密了，是一阵一阵的，像远处有人在说话，声音传过来断断续续的，听不真切。村子里的灯光稀稀落落的，有几家亮着，有几家暗了。远处的山黑黝黝的，看不到轮廓，只知道那里有山，因为星星到那个位置就断了，像被什么东西吞掉了。
他抬起头，看到了那棵柿子树。
树就在院子东边，离他不过几步远。路灯的光照过来，把树的影子歪歪斜斜地投在地上，像一只张开了手指的手。叶子早就掉光了，枝干在夜空里伸展着，灰黑色的，粗糙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倔劲。父亲说这棵树是六几年种的，那时候还搞运动，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种果树，算是"自留地"的一点甜头。六十多年了，这棵树经过了多少个冬天？多少次叶子落光了，又多少次重新长出来？马建国小时候爬过这棵树，被父亲揍过，因为把一根枝干踩断了。后来长大了，考上了大学，去了合肥，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可这棵树还在这儿，年年结柿子，年年有人摘，年年也有几个没人摘的，就那么挂在最高的枝头上，一直挂到冬天，挂到过年。
他盯着那几个冻柿子看了很久。
它们挂在最高的枝头上，四个，不，五个，红得发黑了。白天看的时候就注意到了，现在在夜色里更像是某种凝固了的东西。冻透了。皮皱缩着，像是被冬天攥紧了的拳头，颜色从柿红变成了暗红，再变成接近黑色的那种深红——一种用力过度的红，一种已经不在乎好不好看的红。它们就那么挂着，不掉下来，也没人去摘。也许里面的果肉已经冻成了冰，也许还有一点黏稠的甜。谁知道呢。
马建国看着那些冻柿子，烟在手指间燃着，灰白色的烟柱笔直地升上去——没风的时候，烟是直的。他没有想什么具体的事情。不是在想翰信的合同，不是在想公司的账目，不是在想那些正在动摇的客户，也不是在想父亲刚才那句话。他什么都没想，但什么都在他身体里，像炭火盆里的炭，表面看着暗了，灰覆上去了，可是拨一拨，底下还是红的。
他把烟抽完了。烟头在黑暗中画了一道弧线，落在地上，火星溅了一下就灭了。
他又点了一根。
院墙外面，不知道谁家又放了一串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了一阵，然后安静了。安静了没一会儿，更远处又响了，像是村子和村子之间在用鞭炮声对话。硫磺的味道隐隐约约飘过来，和冬天的冷空气混在一起，有一种奇特的温暖感——不是身体上的温暖，是记忆里的温暖，是他八岁、十八岁、二十八岁的每一个春节都闻到过的味道。
门"吱呀"一声开了。马建军端着两杯茶出来了。
"哥，喝杯茶。外头冷得很，你在这儿站多久了？"
"没多久。"马建国接过茶杯，茶是六安瓜片，热的，捧在手里暖和。
马建军也靠在院墙上，和他并排站着。弟弟比他矮半个头，但肩膀更宽，胳膊更粗——常年搬货的人，力气都在膀子上。两兄弟站在一起，像同一棵树上长出来的两根枝干，一根朝城里伸，一根朝村里伸，各有各的方向，但根是同一个。
"爸刚才那话，你别往心里去。"马建军突然说。
马建国一愣。"哪个话？"
"就是问你电脑生意的那句。老爷子每年都要问一遍，也不知道他记不记得去年问过了。"
马建国笑了。"我没往心里去。"
"那就好。"马建军喝了一口茶，"哥，不管咋样，你要是哪天不想在城里搞了，就回来。这个老屋子有你一半，你那个房间我一直给你留着，没动。"
马建国没有接话。他把茶杯捧在手里，低头喝了一口。茶是苦的，然后是甜的，六安瓜片就是这个味道。
"不跟你讲这些。"马建军自己把话头收了，"走，进屋，冷得很。"
马建国说："你先进去，我再站一会儿。"
马建军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端着茶杯进了屋。木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吱呀"一声，又"咔嗒"一声。
院子里又只剩下马建国一个人了。
他把第二根烟也抽完了。冻柿子还挂在那里，黑红黑红的，一动不动。远处的鞭炮声又稀了，像是村子终于要睡了。天上的星星倒是越来越亮了，密密麻麻的，在城里看不到这么多星星——合肥的天空是永远蒙着一层灰的，像一块脏玻璃。只有在这里，在六安的乡下，在冬天的夜晚，抬头才能看到那么多的星星，多到让人觉得自己很小。
他把茶喝完了，最后看了一眼柿子树，转身推门进了屋。
堂屋里，炭火盆还烧着，炭已经塌了半截，但底下的火还是红的。电视里春晚还在放，有个小品演员在台上大声嚷嚷着什么，观众在笑，笑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周红梅在厨房里最后收拾着，水龙头"哗哗"地响。
张秀英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见他进来，放下手机，去倒了一杯热水端过来。
"在外头站那么久，冷不冷？"
"不冷。"
"么不冷，手都冰了。"她伸手碰了一下他的手指，缩回去，"跟冻柿子一样。"
马建国接过杯子，坐下来。热水杯捧在手里，掌心慢慢地暖过来了。他没说话。张秀英也没再说话。两口子在一起三十年了，有些时候不说话比说话更舒服。她知道他心里有事，他知道她知道，但谁都不挑破。过年嘛。过年就是这样的——把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封起来，封到正月十五以后再说。
他坐在那里，手里捧着热水杯，身体一点一点暖过来。电视的光在他脸上明明暗暗地晃着。炭火盆里偶尔"噼"一声，一小块炭裂开了，火星迸出来，亮了一下，又暗了。
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远远近近的，稀稀落落的，像是这个夜晚最后的几句话。更远的地方，六安的山黑黝黝的，连绵着，看不到头。那些山在那里待了几千万年了，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说。
马建国喝了一口热水，烫的。
他想，明天是大年初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