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惊天的谋逆：弑韩林儿
南京军事集团与韩宋政权之间的关系很微妙。这里用南京军事集团，就是为了刻意地去脱离郭子兴及其子、亲属、老部下等，以消除部分郭子兴派系的遗老遗少们希望通过韩宋政权对太祖的掣肘，而试图给太祖及其麾下制造影响，牢牢地把握对其的控制权。
史书是个让人很头疼的东西。一方面，你必须依赖它了解真正的历史，从而从成败得失中吸取教训，少走弯路，减少误差，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另一方面，史书是成功者的史书。也就是说，史书是胜者书写的，他有权力写谁，或者不写谁。歌颂谁还是抹黑谁，褒奖谁还是变低谁。还有一个就是，史书只书写成功者，或者会用大量的笔墨去书写成功者，而看似对历史贡献较少，或者是以反对者姿态出现的人物，就着墨甚少。
但是，史学家们，依然能从历史的故纸堆里，从刻意的剑斩斧削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从乱哄哄的场景中，抽丝剥茧。从人物传记的交叉对比中，找到前后不对应的矛盾点，从而还原或者部分还原一些历史真相。
有时候，越是想抹去一些历史，就越会显现。
虽然，正史中对于太祖一直奉韩宋政权为正朔讳莫如深。但是，我们丝毫不用怀疑，在韩林儿死亡之前，南京军事集团还是一直在韩宋政权的领导下开展抗元斗争。直至，太祖即吴王位后，虽然将皇帝圣旨加之于吴王令旨之上，实际上已经独立行事，不再奉令。如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一样，名义上奉周为共主了。
与这段历史一样，满清入住中原后，大肆修改汉家历史史书。他们对于明朝末年，女真受明朝管辖并册封的事情也是非常忌讳。这段历史，由于认为删除、篡改，已经难见史料。
明朝建立后，虽然对太祖实录等官方记载进行了有目的的修改，但还是留下了很多痕迹。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三月，孙德崖得以脱身离开和阳，徐达也被他放回来。郭子兴对于没能干掉孙德崖郁郁寡欢，悒悒而卒。太祖取而代之，领导郭子兴之军。
这时，韩林儿被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拥立为大宋皇帝（假托宋太祖之后）。皇帝即位，要名正言顺，四海皆附。即使四海没有，附近的红巾军系统的部队，一定拉过来凑数的。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就进入了新兴的韩宋政权的视线。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有可能韩宋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并不知道滁州、和阳（郭子兴领导的部队，包括太祖部队，韩宋政权一直这样认为）已经发生了政权更替。或者是，明知道他们内部局势不稳，有所动荡，故意挑起内部争斗。上位者一贯的伎俩，让属下不和，从中调停，容易掌控。
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八月，胡大海和邓愈一起攻下徽州，得到邓愈举荐，太祖面见朱升，召问时务。获得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真言，从此一路高歌猛进，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最终达到了人生高峰。
所以，话不在多，关键就行。
不过分的说，就凭这九个字，给朱升封个侯是没问题的。不过，以武建国的大明朝，除了李善长外，其他的文人鲜有封侯拜相的。好在，朱升自己最终得到了善终。太祖大封功臣后，卸磨杀驴前，朱升辞职回乡，享受了一段宝贵的闲暇时光，活了七十二岁。
太祖很容易能听进去朱升的话，一方面，当然是这九个字本身含金量高，对形势的把握，对太祖将来的发展，给予了清晰的分析和判断。另外，太祖也清醒地看到，几个称王称帝的悲惨下场。
元末之际，天下大乱，到处是反贼。元朝兵力有限，一方面发动地方地主阶级分子，成立义兵武装。有能力的，镇压起义，没有能力的，保卫乡里。元中央军队，就是对付那些敢于称王称霸的。
所谓枪打出头鸟，就是这个道理。
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六月，彭莹玉代领他的大弟子周子旺（那个时候还没有流行“普”字辈）聚众五千人起义，周子旺称周王，立年号。元廷很快发现并重兵围剿，起义很快失败，周子旺被杀，彭莹玉及况普天等逃亡淮西。
至正十四年甲午周天淘年春正月甲子，张士诚僭国号大周，自称诚王，改元天獭。二月，命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苟儿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统兵攻高邮。是冬，元脱脱与张士诚战于高邮城外，大败之。
刘福通一开始以韩山童为号，马上被元兵捕杀。扶持韩林儿在亳州称帝，结果从亳州被撵到安丰，安丰撵到汴梁，汴梁失守，又跑到安丰，安丰被围，求助于太祖，被接到滁州。
太祖深知在夹缝中生存的道理，一直与元政府之间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很少正面冲突。
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冬，打败张士诚后，脱脱派人攻击原濠州部曲（赵均用、孙德崖）新占领的六合。六合派人向滁州求援，郭子兴与之有隙，不肯救援。太祖晓以利害，郭子兴勉强同意。但是，当然元兵号称百万，郭子兴手下没有一个能打的，都不敢迎战。太祖亲自领兵作战，和耿再成共守瓦梁垒。并设伏数次诱败元兵，缴获了很多马匹辎重。考虑到元兵人多势众，终究寡不敌众。太祖决定让城中的父老具牛酒犒劳元兵，并且告诉他们：之所以持械守城，就是希望，是为了防贼拒盗而已。政府军为什么舍弃那么多盗贼不去抓，而对付我们这些老百姓呢。
当时，各地贼乱奋起，政府军无法处处兼顾。很多地主豪强，私募民兵，购买器械，保护乡里的义兵武装比比皆是。所以元兵统帅也就相信了这些话，何况对方已经还归了马匹、辎重。
这怀柔政策很快收效，元兵马上退却。
综上，太祖对于九字方针，一直深有体会并且身体力行，认真贯彻执行。
但是，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太祖并不甘于当一个民兵元帅，也不甘于偏安一隅，做个小诸侯。他胸怀的是天下，他放眼的是江山，他的脚步注定要走向权力的巅峰。
他也深知，一个队伍，如果没有一个号召的大旗，是无法凝聚人心，收揽人才，鼓舞士气的。所以，他需要一个名义上的政权，作为部队的靠山。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山若过来，我还要婉拒。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三月，郭子兴死，新成立的韩宋政权，急于扩大声势，招收马仔。靠山来了。
太祖知道，这个靠山，也不过是暂时的。迟早必会倒塌。
这个时间，头尾十二年，正好是十二生肖的一个轮回。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十二月，韩林儿沉江而死。
01欲拒还迎的痕迹
细细品味，太祖以及之后的明王朝君臣上下，对于臣服于韩宋政权的这段往事，都表现得非常暧昧。一种欲拒还迎的感觉跃然纸上。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清朝建立后，在修撰明史时，在修订四库全书时，都对传承下来的典籍进行了一些毁灭性的删减、篡改，以致面目全非。
他们做的最绝的是，对女真族曾经事实上奉明朝为主，接受明朝廷册封，接受明朝廷统治的那段历史，一概删之。这点让我们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其内心的自卑。
但是，无论统治者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隐藏一段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总是会在一些不经意处流露出蛛丝马迹，循着这些蛛丝马迹，就可以探寻出真实历史的轮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轮廓，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愈加清晰，直到某一天，可能会原原本本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因为有一批志在探索真相、还原历史的人，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孜孜以求，以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搜寻着、验证着、推敲着，他们不断地离着真相越来越近。
关于太祖及其领导的南京军事集团，与韩宋政权之间的关系，通过几个例子，也比较明显能分析一二。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三月，张天祐自亳都归来，向众将公布韩宋朝廷的委任状：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太祖为左副元帅。太祖慨然曰：“大丈夫怎么能受制于人耶？”，语气非常愤恨。但是，又后来，太祖还是念及韩林儿势盛可以倚之为屏障，所以便奉宋龙凤年号以令军中。
夏燮对此事，专门做了一番评论：大丈夫不受制于人，太祖之志显而易见也。然而，不受其官爵，则为什么又要奉其年号哉！况且奉其年号，则必然要奉其为正朔矣。如果觉得其气势强盛、实力强大可以倚靠，则大丈夫不受制于人者，又怎么会倚靠别人成就自己的功业呢！如果说从1355年开始到1366年（韩林儿沉江而死）这十二年的时间，韩宋朝廷的使者命令都没有到过太祖案前，太祖的军情报告等都不用上报给韩宋朝廷，韩林儿固然无能为力，但那刘福通凭借宋号，以韩林儿为奇货可居者，想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美事，断断不肯让太祖阳奉韩宋朝廷之名而阴收其利哉！所以说，《明太祖实录》只说“太祖奉年号”而其他诸如受到韩宋朝廷节制、羁縻以及授予官职、请示报告等等都不涉及的原因，就是要将太祖与韩宋朝廷的隶属关系斩断。
惟是太祖起兵，不借林儿尺寸之功，而徒奉其年号，则已失之（这种做法，已经是一种失策），又岂有奉其年号而不受其封拜者乎（既然名义上已经向韩林儿称臣，低人一头既成事实，何必不受其封拜，捞点儿好处呢）。若使不奉林儿，则异日瓜步沉舟，亦与友谅之中流矢，士诚之缢弓弦，同为帝王之驱除而已，何至以廖永忠一狱，启千古之疑，终为盛德之累哉！予是以惜太祖此举不能慎之于始也。（如果真实的情况就是没有奉韩林儿为主这一事实，那么后来韩林儿瓜步沉舟死亡，和陈友谅被流矢射中而亡，以及张士诚用弓弦勒死自己一样，不过是帝王逐鹿天下相互残杀而已，何至于后来兴廖永忠之狱，酿成千古疑案，最终反而让太祖光辉的形象蒙上了弑主的阴影，让其完美的德行染上了不可磨灭的污点。我是多么惋惜太祖的这一举动实在是一开始考虑的就很不周全啊。）
其实，夏燮实在是太多虑了。很多时候，时局时势瞬息万变，容不得军事统帅、政治领袖有太多的考虑的时间。比方说，张天祐带着韩宋朝廷的任命，召集全体将领宣读，这时太祖已经失了先机，赞成和反对都已经无法挽回这一切。这个时候，只能撂一句狠话，然后找补了。而且，从太祖一贯的行为准则来看，他可能也并不是很在乎背负弑主的骂名，毕竟大错已经铸成。他讨厌廖永波，或许单纯是觉得廖永波干这种脏活手法太不老到、太不专业，有点故意卖弄的味道，好像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是故意向太祖邀宠一样。以太祖的秉性，这种干掉自己的主子，是一定要使用阳谋的。直接杀人，这只有匹夫莽汉才会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国家即将建立，一代开国雄主即将诞生，我可以背负一世骂名，但是，我绝不想为此等没脑子的事情背锅。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七月，按照《明史》，南京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太祖遂先后置江南行中书省、江南行枢密院。对此，史学家们莫衷一是。其争论的焦点有几个（焦点只能有一个，为何有好几个？）：一是南京诸将奉为吴国公，还是韩宋朝廷封其为吴国公。二是江南行中书省、行枢密院两大官署机构，系太祖趁机自立，还是韩宋朝廷发文设立的。
各种考证都证明，太祖这个时候自立为吴国公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这里有“俞本《纪事录》：（至正二十一年，即公元1361年）正月，亳都升上为吴国公。”为证。不过因为俞本是根据自己的回忆来叙事记录，时间和地点方面多有谬误。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至正十六年（即公元1356年）的七月。
之前分析过，元朝廷面对千疮百孔的江山，烽烟四起的时局，四处扑火，已经难以为继。所以，一般情况下的起义军，不称王称霸的，往往都置之不理。这个时候，太祖自称吴国公，不是冒泡、找削嘛。
而且据史学家考证，按照元朝的赏爵体系，国公不过是比照官职的一种溢美封赏而已，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品秩提升，纯纯的虚职，就是通常说的散官而已。所以，太祖如此精明的人，断断不会因为一个虚职，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称国公。
同理，韩宋朝廷也是鬼的很，做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不会弄什么雪中送炭的实惠。所以，给一个吴国公的虚职，糊弄一下别人，是可以的。要说将一省大权委之于人，哪怕只是名义上的认可（实际上，认不认可太祖已经有了江南行省的权力了），恐怕也不会做的。
综上，吴国公这个爵位，是韩宋政权名义上认可并鼓励太祖战功的一个肥皂泡，看起来很美丽，实际上口惠而实不至。而太祖是一个凡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务实主义者，借机设置官署，培植亲信，打造自己的文官、武将体系。
而太祖设置行中书省、行枢密院的“行”字，也是一种成熟的政治考量。之所以加上“行”字，行的是韩宋政权的中书省和枢密院。这种打“擦边球”式的试探，能给自己设置官署博取最大利益，又不至于公然与韩宋朝廷撕破脸，导致对方的强大反弹。
而且，除了表面名义上受韩宋政权节制的行中书省、行枢密院等行政和军事组织外，太祖还创设了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和参议府，这是元朝官僚体制中完全没有的机构。这套脱离于“官方机构”（姑且称之）之外的机构，应该是直接听命于行中书省平章（实际上就是太祖本人）的部队和官署，已经提前铺垫了建国后，太祖革除中书省、丞相，直接管理六部，设立锦衣卫等皇帝直属人马等一系列强化皇权的措施。
所以说，政治和外交，不过是双方不停地试探对方的底线，在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又能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也大概看得出，太祖及其领导下的南京军事集团与韩宋政权之间的这种，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实际上的相互利用、谁也管不了谁的状态。
而通过太祖的一番运作，就将本来是韩宋地方武装的南京军事集团，演化成了吴国公治下的“朱家军”。
其实，骨子里太祖看不起韩林儿、刘福通之流，表面上又不得不奉其正朔、虚与委蛇，这些不仅太祖心里有数，就连下属也冰心在壶。
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正月癸丑初一，江南行中书省设御座，奉小明王行庆贺礼。参谋刘基怒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不拜。太祖召基入，问之，基遂陈天命有在。太祖大感悟，乃定西征之计。
已经公然呵斥于公署之堂，完全不把这个韩宋政权当会儿事了。
02谁杀的韩林儿
中国汉字很奇怪，同样一个字，放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意思就会天差地别。尤其是文言文，有时感觉这么解释也行，那么解释也行。所以，古人就有很多人，靠着将儒家经典进行刻意的解释，以期获得统治者的青睐，进而作为进步的阶梯。比方说，董仲舒为汉武帝解释儒家经典，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想法。比如刘向为王莽解释儒家经典，将五行学术和正统论结合，确立“新”的正统地位等等。
刚刚说到，韩林儿之死，是怎么死的。沉江而死是一种死法，沉之于江是另外一种死法。
从客观的角度上看，韩林儿是被水淹死的。这是他最后的状态。如果现场有法医进行鉴定的话，应该是：肚腹部微胀，皮肤惨白，口鼻处有蕈样泡沫，手部出现溺死者手套，无明显外伤。心脏左边颜色较浅，右边则较深，肺部有肋骨压痕，水性肺气肿，胃里有大量溺液。
但是从犯罪的角度上来讲，这起案件是意外，是过失致人死亡，还是故意杀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
史书中对于这一情节，有多种描述。且各位看官一一看之。
《明史》（廖永忠传）：初，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及杨宪为相，永忠与相比。宪诛，永忠以功大得免。八年三月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年五十三。
《明通鉴》：韩林儿在滁州，太祖名廖永忠迎归应天，行至瓜步，沉之于江。林儿既卒，始命以明年为吴元年。
《通鉴博论》：丙午岁，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埠。太祖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
《庚申外史》：先是，小明王驻安丰，为张士诚攻围，乘黑风暴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镇抚具舟楫迎归建康，小明王与刘太保至瓜州渡，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小明王俱亡。
后面，夏燮就此发表了一大段的文字，非常值得探讨一番。
韩林儿死亡这件事，《明史·太祖本纪》只是简单地叙述了死亡这一客观事实，别无他述，而在《明史·韩林儿传》中并存了另外一种说法：“太祖命廖永忠迎林儿归应天，至瓜步，覆舟，沉于江。”《明史·廖永忠传》说道：“林儿在滁州，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从《韩林儿传》的内容来观之，似乎瓜步的沉江一事，有太祖授意廖永忠弑主的嫌疑。从《廖永忠传》中太祖归咎廖永忠的言语看来，感觉廖永忠有擅自弑杀之罪，于是便认为这句话是为了洪武八年太祖赐死廖永忠埋下伏笔。
到了太祖晚年，命宁王朱权编辑《通鉴博论》，在至正二十六年大书道：“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据此，则出自太祖特书之笔以为万世戒。那么为什么当日廖永忠从瓜步回来，没有第一时间将廖永忠明正典刑、以儆效尤、杀之后快呢？
夏先生觉得廖永忠沉韩林儿这件事，与英布弑杀义帝这件事非常相似，太祖希望跟这件事撇清关系，避免项羽的恶名加到自己身上，而希望博得像汉太祖刘邦的义气美名，所以不会让廖永忠仿效英布造反蹈前世的覆辙最终被诛杀，这不也是千古的一大疑案吗？
随后，作为一个清朝官员，夏燮很直接地数落了太祖一顿。
夫大丈夫不受制于人，因林儿之势盛而用其年号，此太祖之一失也。平友谅之后，既称吴王，即当建国，必待林儿既死而后称吴元年，此太祖之再失也。沉林儿于建国之后，犹得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今建国于沉林儿之后，是代之也，代之而何以自解于夺之之名乎？十二年中，无北面之事，无尺寸之倚，而徒奉其年号以令军中，一旦改之则为无名，因之则将终事，此林儿之所以卒不免也。
观史所记，永忠邀封公爵，正自以瓜步之功，是有挟而求也。以太祖之猜忌功臣，永忠即无沉舟之事，亦终与冯胜、傅友德等先后赐死。今不正其罪于建国之初，而归其狱于赐死之后，又命宁王书之博论中，是欲盖而弥彰也。
最后，他还加上了乾隆皇帝御批明鉴的评语：“明祖闻副元帅之檄，谓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固已中情流露，瓜步沉舟之事，未必尽诬”云云，夏先生后说道：“《明史》这段沉舟的叙述，实际上用的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表现了太祖的不臣之心。予认为当刘伯温在江南行中书省公堂上呵斥韩林儿为放牛的竖子时，太祖心中必然是认可这种说法，并且已然有了定论（竖子不足与谋，竖子不堪大位，必取而代之也。）可以刘伯温没有在平定陈友谅大汉政权以后，及时向太祖上劝进之书，则是当日君臣之两失也。”
太祖虽然每次发表公开演讲，或者发布重要诏书，都会说，朕本淮右布衣云云，但其实骨子里是个很骄傲的人。对于同时代的豪杰，除了王保保，基本上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
尤其是当时比他实力强大得不知道多少倍的张士诚和陈友谅。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之间，他更看不上张士诚，觉得他无论是胸怀、胆气、眼光还是计谋，都不配拥有东吴之地。
对于陈友谅，最为太祖所不齿的有三件事情。
第一，诛杀大将。陈友谅中离间之计，妄加猜忌，用不光彩的手段杀了手下大将，号称“双刀赵”的赵普胜。对此，太祖点评道：“且以陈氏诸将观之，如赵普胜骁勇善战，以疑见勠，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说起来也挺有意思，这个赵普胜明明就是太祖本人设计陷害而死的。但是，兵者诡道也。打仗，玩的就是阴谋啊。你陈友谅知人不善用，善用不信任。最终自毁长城，干我底事。
第二，弑主自立。陈友谅的一生杀了很多人，但是，临死前，有两个人的身影和脸庞肯定会闪现在陈友谅短暂的记忆里。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九月，天完政权的实际掌权者倪文俊阴谋想要弑杀天完皇帝徐寿辉，但是没有成功，自汉阳（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武汉三镇之一）逃跑至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
在这之前的1356年12月，倪文俊为了更好地控制天完政权，特地在汉阳建造了都城皇宫，并将徐寿辉接到汉阳。从此，倪文俊担任丞相，国事独专其手。倪文俊既是陈友谅的直接上司，也是他的师父，陈友谅一直在倪文俊的手下听用，心中甚是忿忿不平。此时，觉得机会来了，既然你能谋杀皇帝，我当然也能谋杀你。于是，一不做二不休，袭杀了倪文俊，吞并了倪文俊的部众，自称宣慰使（大概相当于一个行省的行政长官），当了一省长官陈友谅觉得可能还不过瘾，接着又任乐中书省的平章政事（相当于副丞相，丞相倪文俊被杀的情况下，当仁不让履行丞相职权）。之前陈友谅一直不满倪文俊专权跋扈，轮到他当权的时候，一样开始独断专行。屠龙者，终成恶龙。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闰五月甲辰初一，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省当涂县附近），闰五月初三，太平府被攻克。亟谋僭伪号（阴谋称帝），乃进驻采石矶（牛渚矶，安徽省马鞍山市内），派遣部将假装要向徐寿辉报告工作，乘其不备用铁杖猛击其脑袋，杀死了徐寿辉。
第三，草草登基。陈友谅带领部队，闰五月初一进攻太平府，初三被攻克。然后就开始谋划弑主称帝。就算是初一开始计划，满打满算三天时间，真个谋篡计划以及登基仪式的有关方案就敲定下来了。这效率，真的是火箭速度。看来，陈友谅对于这些繁文缛节也不太注意，加上身边也实在没有什么像样的，可以提供参详的人。所以，杀了徐寿辉之后，陈友谅急不可耐地连个地方都没有选，在采石矶五通庙前举行了简单而又隆重的登基典礼。定国号为汉，改元大义（这个年号起得好，大义灭亲啊，真的是上司都不放过）。任命邹普胜为太师（这个邹普胜也是彭莹玉的徒弟，首义之人，战斗力很强，参谋能力好，估计在徐寿辉手下，在倪文俊的压制下，一直很憋屈。此次和陈友谅一拍即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
所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就在登基仪式举办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大风大雨骤起，大臣们又都在水边沙岸行三叩九拜之礼，这时候乱作一团，个个衣衫不整、泥泞满身，就连陈友谅本人，也被淋成了落汤鸡。
这个场景，陈友谅似乎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太祖却永久地深刻地记住了这些。
1367年七月甲申，右相国李善长向太祖劝进，愿早正大位以承天命。太祖道：“自古帝王，知天命有归，由且谦让以俟有德。尝笑陈友谅得一隅，妄自尊大，骄恣速亡，吾岂能更蹈之？”
大概意思是：从古至今的帝王，尤其是开创之主，虽然都知道天意所在，万名归心，上下都盼着他当皇帝，姑且会谦让再三以此表示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经常会觉得陈友谅可笑之极，只是得到那么一隅之地，便不知天高地厚，妄自尊大，骄傲自满，恣意妄为，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我岂能重蹈覆辙？
在后面的各次大典中，格外注意。
八月甲寅，始定音律。
听说一个叫冷谦（《倚天屠龙记》明教五散人之一）的人，是个知音，善鼓瑟（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看来鼓瑟还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活儿）。太祖置太常官署（太常寺），召命冷谦为协律郎。令其编制乐章声谱，让乐生练习奏乐。参照古制制作了很多乐器，编了乐舞，组建了乐队。目的就是为了让仪式更加规范、有气度。
十二月，太祖御新宫，以群臣推戴不已，甲子，祭告于上帝神祇。其略曰：“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不可者，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可见，太祖对于登基大典，是慎之又慎，措辞也非常严谨，天衣无缝。他定的时间是1368年的正月初四。发出祭告的时间是十二月廿七，手下谋士刘伯温就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高技能人才，推算正月初四是不是下午，还是手到擒来。他应该是担心像陈友谅一样吧。
然后，在祭告时，也没有把话说死。而是采取一种非常圆满的方式妥善处理。虽然，他已经让刘伯温计算了正月初日大概率应该是晴天。但是，他也做好了恶劣天气的准备。万一那天狂风暴雨的话，那么就是上天觉得当皇帝还不成熟，那就等下一次再来呗。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十一月，太祖又考虑到在郊外社坛进行的很多祭祀，只有坛而没有屋，如果突然天降暴雨打湿衣服，会导致君臣失仪、有碍观瞻、有失体统。于是下诏建殿于坛南，遇雨则望祭（遇到大雨就远远地朝着祭坛方向祭祀）。可见，陈友谅雨中的那一幕影响又何其大也。
古话说：“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古时的人，凡事都要讲究个名分。要本分做事，不要过分。尤其是“当皇帝”这件事，就更是需要一种非常恰当的理由（老天要认可你，老百姓要认可你），以一种非常正式的方式，来正以名分。否则，不要说骗别人，就连自己都骗不过去。如果不能让老百姓信服你，你怎么治理天下。即使你靠马上征服了天下，难道你每天都要拎着刀上朝吗？而且，既然你能靠造反当皇帝，别人为什么不行？
总而言之，太祖所图者，天下也。且非一时之统，乃为之千世万世，子子孙孙，皆有天下也。故此，第一等重要的是得位要正。得位不正，祸及子孙。太祖戎马倥偬余暇，一直命人搜罗历朝历代的史书，是个典型的知历史、懂历史、以历史为鉴、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家。所以，他深刻认识到，法统纯正，是立国之根，是建国之基，是传国之本。
何况，太祖之杀韩林儿，随时随地皆可。韩林儿在庐州，且当初安丰之围时，袖手旁观，则林儿必死。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二月初二（龙抬头之日），张士诚发兵攻击安丰（韩宋政权都城所在地），刘福通派人向南京方面告急。刘基道：“汉、吴伺隙，未可动也。（意思是陈友谅和张士诚一直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我军不可轻举妄动）”太祖不顾刘基等人的的反对，决定发兵救援。
当年三月，太祖率徐达、常遇春亲援安丰。安丰救援战打得很辛苦不说，后面还引发了陈友谅围攻南昌之战。若非朱文正守御得当（老朱家都是军事天才，朱文正以区区一万人马，阻挡住了号称六十万大军的陈友谅军团的疯狂进攻），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次的冒险举动，太祖事后做了深刻检讨：
“不听卿言，致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我之出，建康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今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计之下者，不亡何待！友谅亡，天下不足定也。”
安丰救援战的附属品，就是太祖以舟师二十万，险之又险、难之又难，冒着差点帝业未成、中道崩阻的巨大风险，消灭的陈友谅的主力部队。
当时三月，安丰之围解了之后，迎韩林儿归来，居之滁州。
如果太祖真心想杀韩林儿，这乱军之中，哪里不是下手的好时机。何况，就算韩林儿在滁州的这三年多时间里，也随时可以利用各种机会，置韩林儿于险地，借敌人之手而除之。
所以，廖永忠听从了手下谋事的意见，错误地揣度了太祖的心思，以为太祖欲杀韩林儿。殊不知，太祖为了朱家万年基业，欲效曹魏、西晋、隋朝禅让之旧例，成就堂而皇之之正统。
这马屁拍得不仅让太祖计划落空，更是陷太祖于不忠、不仁之地，怎么不令太祖怒自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好在，清算，太祖一向有耐心，也有计划。
03弑君者的下场
古往今来，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手上沾了自己上司鲜血的人。无论你有天大功劳都不行。
但是这些偏偏不明白这一点，还觉得能够领会精神，及时准确把握领导意图，做成了领导想干不能干、不敢干、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
廖永忠不是领导者，他也注定成为不了领导者，他理解不了。
到了太祖这个层面，杀人是不需要刀子的。
皇位的取得，禅让比劝进，来得更加正式而体面。
我们设想一下，太祖励精图治、夙夜宵旰，不知疲倦，加班加点，帮助韩宋统一了全国，结果臣民们爱戴的只有太祖。然后，韩林儿不得不逊位退国，禅让给太祖。太祖显然还不太在意这个宝座，做了很多婉拒的工作，最后没有办法，只好上顺天意，下应民心，勉强接受了韩林儿的禅让，接受了国家政权，完成了政权的交接，何其完美。
面对上天，我是你的天选之子，无论我怎么推脱，治理天下的使命，终究是落到了我的头上。面对臣民，我一直以来，忠实地履行一个臣子的职责，韩宋朝廷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任劳任怨，并没有特别的奢望，结果他们居然让我当皇帝，我惶恐啊。面对元廷，反对你的人，始终不是我，我只是一个听从命令的军人，我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对不起，我的上司让我打败你，所以，你我都没得选择。面对韩林儿，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我注定了就是天之骄子，而你，不过是我成功路上的垫脚石，一个时代的过客。
如果说，天下所有的人，有一个算一个，最不希望韩林儿死的，除了韩林儿，就是太祖。
而这么完美的一盘棋，被你个廖永忠打个稀烂，你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我唾弃你。
廖永忠，巢湖水师起家，跟随太祖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其与兄廖永安为太祖水军的灵魂人物，弥补了南京军事集团陆军强大、水军不足的短板。公元1358年二月，太祖命已经官为行枢密院同佥的廖永安、院判俞通海兵伐张士诚所属的江阴石牌戍，拔之。六月，张士诚派人攻打常熟，廖永安大破之。十月，大将军徐达、平章邵荣攻克宜兴。这战，同知枢密院事廖永安以水路并进支持呼应。廖永安乘胜追击敌军，进入太湖，遇到张士诚麾下第一猛将吕珍，与战不利，所乘舟船搁浅，被擒。因为廖永安擅长水战、每战必有功，张士诚动了爱才之心，欲降之，廖永安没有答应。太祖更是以廖永安为左膀右臂，欲以所获张士诚的将士俘虏三千人交换廖永安。但是，因为之前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被太祖军队俘虏时，张士诚提出交换，太祖没有答应。所以，这次，张士诚也不答应太祖的请求。
就这样廖永安被张士诚囚禁了八年，1366年死于张士诚的都城平江（今江苏省苏州市）。太祖一直念念不忘这位战功赫赫的水军第一人，遥授廖永安为平章政事，封楚国公。后来平定了张士诚的吴政权之后，太祖亲自迎接廖永安的棺椁，并在南京郊外进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平定天下后，追赠赐谥（谥号武闵），后改封为郧国公。因为廖永安无子，便封他的侄子廖升为指挥佥事。从官职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同时自巢湖水寨归附太祖的将领，还是渡江之战前从家乡跟随太祖的淮西二十四将，廖永安的官职都是遥遥领先的，当别人还在元帅岗位上苦苦挣扎时，廖永安已经是领先好几个身位的同佥了。当别人拼死拼活得到了正四品院判的职位时，廖永安已经是同知了。当廖永安为同佥时，同时升任的有邵肆（邵四元帅）、邵荣（邵六元帅）。
和哥哥廖永安那种埋头干活、忠诚厚道的性格不同，廖永忠是个很善于把握机会、利用机会，揣测上意、逢迎上意的人。与太祖第一次见面，他就表现出了这种潜质。
在收服巢湖水师的时候，太祖见到了站在廖永安身后的廖永忠，那时廖永忠年方少。
太祖顾之曰：“汝亦欲富贵乎？”
永忠对曰：“获事明主，扫平寇乱，垂名竹帛，是所愿耳。”
太祖嘉之。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一个少年，有此心性，有此眼光，有此志向，也注定了在战场上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廖永忠在哥哥廖永安死后，承袭了他的官职、他的部队、他的荣耀、他的地位。
在将韩林儿沉江之前，廖永忠的日常就是：打仗，打胜仗，封官，封大官。
功赵普胜栅江营，复池州。
陈友谅犯龙江，大呼突阵，诸军从其后，大败之。
从伐友谅，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
从攻江州，州城临江，守备甚固。永忠度城高下，造桥于船尾，名曰天桥，以船乘风倒行，桥传于城，遂克之。进中书省右丞。（中书省设左右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
你虽然很牛，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对不起，你该死了。因为，有根刺，在我的心里已经九年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俞本《纪事录》：“德庆侯廖永忠，卧床、器用、鞍辔韂镫僭拟御用，家人密奏。上宣永忠曰：“汝知罪乎？”答曰：“已知矣。”曰：“汝知何罪︖”答曰：“天下已定，臣岂无罪乎？”
上怒曰：“汝以朕为汉高祖杀韩信耶？”遂命刑部以床帐、器皿、鞍辔韂镫、雕金钑花龙凤各样僭用御物榜示天下，筑天牢羁之，给美饍。
或奏曰：“永忠热甚。”敕校尉日汲凉水数十桶浇之。后成瘫疾，不能行，御杖四十令归，数日而卒。天下哀之。”
自从太祖得知廖永忠溺毙韩林儿当中数落了一顿之后，熟知太祖秉性的廖永忠就知道，总有一天会被清算，也时刻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
《明史·廖永忠传》：及大封功臣，（太祖）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
这就是太祖公然地甩锅了。
自知总归有一天就要被清算的时候，他应该也试图挣扎过，比方说要和杨宪结成生死同盟等。也许，自绝于天下的人，往往都抱着能活一天就赚一天的苟且心思吧。所以，有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时刻透支着自己的底线，进行着最后的疯狂。
毕竟经历过沙场的洗礼，鲜血的奠祭。被绑缚到太祖面前时，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淡然。几乎是含笑和太祖对视。
“你是知罪？”
“我早就知罪了。”
“你知道自己犯得是什么罪？”
“天下已经安定，征伐已经停止，天下无事，可不就是臣等的罪过吗？臣怎么能没有最呢？”
太祖当然知道廖永忠的心思，无外乎就是鸟兽尽良弓藏、狐兔死走狗烹的想法而已。大怒道：“你以为我是汉高祖（应为汉太祖）刘邦吗？一旦取得天下，便屠戮功臣吗？”
于是，便将廖永忠超越规格、超越礼制、非法使用皇帝仪仗等物品，张榜公告天下。
特地为廖永忠修筑了天牢，好酒好肉伺候之。
有一天，一个看守的人上报太祖道：“廖永忠觉得热得很。”
这大概是因为廖永忠长年水上作战，不适应南京这酷热的天气，毕竟是“小火炉”城市，并非浪得虚名。何况，天牢肯定是盖在地下，密不透风，更是闷热难耐。
也不知道太祖有意为之，授意狱卒进行迫害，还是狱卒揣测上意，故意虐待，反正廖永忠的生活环境肯定是不好的。
于是，太祖便命校尉每天用数十桶凉水浇之。不要说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一个打了一辈子仗身上带伤的人，就算是一个精壮汉子，每天关在地下室里，用冷水不停地浇灌，肯定是有死无生啊。
科学表明，一个正常人用冷水洗脸，极有可能引发偏瘫。
廖永忠就这样，被搞废了。也有可能当初太祖也是开玩笑，他热的话，就给他每天浇水啊，浇个几十遍，总不会热了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好好的人，就这样给整成一级残废，还不给餐费证，也没有低保。不能走路的情况下，居然还御赐杖责四十大板。
这杖责也是有讲究的，太监的脚姿势，口中传的圣旨，都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我估计传旨太监说的应该是：着实狠狠地打。而且脚尖朝外，这就是判了死刑的节奏了。
纵横南北、一生都奉献给大明朝开创事业的廖永忠，从巢湖水师出来时，被太祖拍着肩膀谆谆教诲的廖永忠，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屠戮功臣的序幕才刚刚掀起。
廖永忠，拿你试刀，先干为敬。
你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后面还有很多同僚会和你在地府相见。
你不会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