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文明的源头叙事中，附宝的名字始终与黄帝轩辕的诞生紧密相连。这位被后世尊为 "黄帝之母" 的女性，虽未像其子那样留下煌煌功业，却以母体的身份成为中华文明谱系中不可或代的象征性存在。探寻附宝的历史形象，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追溯，更是对远古母性权威、部落联盟结构与文明起源密码的解码过程。
关于附宝的族属，《国语・晋语》明确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 这一记载将其归属为有蟜氏部落，而有蟜氏作为上古时期的重要部族，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今河南新郑、密县一带，与考古学上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核心区域高度重合。1977 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骨笛、陶器与农业工具，印证了这一地区在距今 8000-7000 年间已形成稳定的农耕聚落，为有蟜氏的存在提供了物质佐证。
有蟜氏以 "蟜" 为名，揭示了其与昆虫崇拜的文化关联。"蟜" 在古汉语中特指 "虫之大者"，甲骨文中作 "𧉢"，描绘的正是多足昆虫的形象。这种图腾崇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纹饰中频繁出现，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上，便有抽象化的昆虫纹图案，与有蟜氏的图腾信仰形成互证。作为这一部落的女性成员，附宝的身份自然与这种图腾文化深度绑定，其婚姻选择本质上是部落联盟政治的体现。
少典与附宝的婚姻，绝非单纯的个人结合，而是两大部族联盟的政治契约。少典氏作为中原地区的强势部落，其活动范围涵盖今河南登封、禹州等地，考古发现的大河村遗址中，规模宏大的聚落布局与精美的彩陶工艺，显示出这一部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组织能力。有蟜氏则掌握着先进的纺织与制陶技术，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纺轮与彩陶瓮，其工艺水平在同时期文化中独树一帜。这种技术互补性构成了两族联姻的物质基础。
附宝所处的时代，正值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关键期。考古学资料显示，仰韶文化早期（约公元前 5000 - 前 4000 年）的墓葬中，女性墓的随葬品数量普遍多于男性，反映出母性权威的残余；而到了仰韶文化晚期（约公元前 3500 - 前 3000 年），男性墓的随葬品开始占据优势，特别是象征军事权力的石斧、骨矛等器物多随男性下葬。这种转变在附宝身上体现为双重性：作为有蟜氏的女性成员，她承载着母系氏族的文化记忆；作为少典氏的配偶，又成为父权制确立过程中的过渡性角色。
从体质人类学角度看，现代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居民遗骸，显示出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中等身材，面部扁平，眼眶低矮，与现代华北人群体质特征高度接近。这为我们勾勒附宝的生理特征提供了参考。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女性骨架，身高约 155 厘米，年龄在 30-35 岁之间，生前存在劳动导致的骨关节磨损，这些细节或许能让我们想见附宝作为部落女性的生活状态 —— 既参与采集、纺织等生产劳动，又承担着生育与抚养后代的责任。
附宝的居所，应当是仰韶文化典型的半地穴式房屋。这种建筑以黄土为主要材料，挖地为穴，上覆草顶，既保暖又防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房屋遗迹显示，当时的建筑已出现明确的功能分区，中央为火塘，周边分布着睡眠与储物区域。作为部落首领的配偶，附宝的居所可能比普通成员更为宽敞，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大型房屋基址，面积达 200 平方米，内部设有多个柱洞与火塘，或许便是部落上层人物的居住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