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方丈敲了一下铜磬，声音在晨曦微露的古寺中悠悠荡开，惊起了几只栖息的麻雀。
张天宇跪在蒲团上，额头抵着冰凉的木地板，能嗅到香灰残留的微苦气息。他想起四十年前的那个冬夜，也是这般清冷，母亲将最后一口热乎乎的红糖姜茶吹了又吹，小心翼翼地喂进他冻得发乌的嘴唇里：“天宇，日子再难，人也得像灶膛里的火，哪怕只剩一点火星子，也得咬牙烧下去，不能灭。”
1 暖阳下的煤球炉
1975年，张天宇出生在城西一间有些年头的筒子楼里。母亲周淑芬在纺织厂三班倒，父亲张建国在街道修车铺当学徒。家里最值钱的，是墙角那个漆皮剥落的铁皮饼干盒，里面珍藏着父亲一张泛黄的“先进工作者”奖状，还有母亲用布片仔细包好的五块钱，那是全家三口的“应急基金”。
“小宇，去，把楼道里那袋蜂窝煤搬进来。”母亲系着蓝布围裙，从厨房探出头，额前的碎发被蒸汽濡湿。七岁的天宇使出吃奶的劲儿，摇摇晃晃地拖着沉甸甸的煤袋，小小的身子被压得歪歪扭扭，煤屑不小心撒进了新买的塑料凉鞋里，硌得他生疼。他咬着牙，一声没吭，母亲却心疼地蹲下来，一边给他拍打裤腿上的煤灰，一边用指腹轻轻蹭着他被磨红的脚踝，眼圈微微泛红：“咱小宇真棒，是妈没用，让你小小年纪就受累。”
那时候的日子，清贫却也安稳。母亲会用粮票细细掐算着买一小块肥肉，炼出透亮的猪油，给天宇烙香喷喷的葱油饼；父亲则会利用修车的边角料，给他打造一个简陋却结实的小铁环，陪他在楼下的空地上疯玩。楼道里总是弥漫着各家各户炒菜的油烟味、蒸馒头的甜香，还有谁家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唱着的京剧唱段，邻居们端着饭碗，蹲在自家门口，家长里短，笑声朗朗，烟火气十足。
变故发生在他十二岁那年。母亲所在的纺织厂效益急剧下滑，开始大规模裁员。那天，周淑芬是厂子里第一批被通知下岗的女工。她默默攥着那份单薄的劳动合同，在冰冷空旷的车间门口站了许久，出来时，眼睛肿得像熟透的桃子，声音沙哑地对父亲说：“建国，我想去夜市摆个摊儿，卖点袜子、手套什么的，兴许能补贴些家用。”父亲张建国蹲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闷闷地“嗯”了一声，第二天，便默默地把修车铺里那套用了多年、最顺手的扳手工具，给收了起来。
夜市的灯光昏黄而嘈杂。母亲守着一个窄窄的摊位，批发来的袜子堆得像座小山。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她的脸颊，冻得通红，她就呵出一口白气暖暖手，继续吆喝。有一次，天宇去帮母亲收摊，亲眼看见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因为两毛钱的零头，一把将母亲摊上的几双袜子拽在地上，还尖酸刻薄地骂道：“乡下人吧？穷得叮当响，还出来丢人现眼！”母亲没有争吵，只是默默蹲下身，一张一张捡起散落在地上的袜子，用粗糙的袖口小心翼翼地擦去上面的灰尘。回家路上，路过一家糖果店，橱窗里五彩缤纷的水果糖深深吸引着天宇的目光。母亲摸了摸他冻得冰凉的小脸，叹了口气：“等妈多卖点袜子，赚了钱，就给小宇买最大的一袋。”可那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天宇却隐约听见父母房间里传来压低了的啜泣声——原来，母亲白天辛辛苦苦吆喝了一整天，扣除成本和摊位费，总共才赚了可怜的三块五毛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