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许久才恢复一丝力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盯着那枚看似无害的琥珀胶囊，第一次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接下来的三天，阿哲试图回避那枚胶囊。他完成其他订单，接待客户，甚至罕见地出门散步。但那段记忆的碎片如跗骨之蛆，日夜纠缠着他。
睡梦中，他反复回到那片树林，感受指甲缝里塞满泥土的刺痛，听见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呜咽。白天作画时，他会突然闻到不存在的血腥味，或感觉手上有黏腻的触感。
第四天清晨，阿哲从噩梦中惊醒，浑身冷汗。他意识到逃避无用，这段记忆已经寄生在他的意识中。唯一的选择是直面它，将它转化为画作——这是他处理所有痛苦记忆的方式。
这次，他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加倍剂量的稳定剂，最强的神经隔离设置，甚至准备了紧急镇静注射器。
当记忆流再次涌入时，痛苦依旧剧烈，但这次他有所准备。他没有试图抵抗，而是让自己成为被动的容器，一段导管，让记忆完全通过他流向画布。
他放弃了画笔，直接用手、刮刀、甚至直接从颜料管中挤压色彩。浓重的黑、不祥的赭石、暗红如凝血般的色调被粗暴地涂抹在画布上。他刮擦、捶打、撕裂画布表面，仿佛在进行一场野蛮的仪式。
过程中，他时而哭泣，时而怒吼，完全被记忆中的情绪掌控。这不是创作，而是一场驱魔，一次献祭。几小时后，当最后一点能量被抽干，他瘫倒在地，意识模糊。
画完成了。
那是一片混沌的、令人极度不适的漩涡。浓黑、赭石与暗红色扭曲交缠，仿佛一个正在形成的黑洞，要吞噬所有光线。但在那漩涡的最中心，却有一小片区域异常清晰——是用极细的笔触勾勒出的一只眼睛。
那不是惊恐的眼睛。那是一只死寂、麻木，甚至带着一丝诡异解脱的眼睛。是凶手在完成暴行后，看向自己灵魂废墟时的那一瞥。
阿哲知道，他画的不是凶案现场。 他画的是凶手的内心。是罪行完成后，那片被彻底焚毁的精神荒原。
他为这幅画取名《罪瞳》。
陈建明步入画廊时，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精心打磨的儒雅。他五十岁上下，衣着考究但不张扬，手腕上的表价值堪比画廊里最贵的作品。
“我需要一幅肖像画，”他对阿哲说，目光却已在四处打量，“听说你能捕捉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实’。”他的微笑恰到好处，既表现幽默又保持距离。
阿哲点头，引导他参观作品，解释创作过程——当然，省略了记忆来源的真实性质，只说是“抽象情感可视化”。
陈建明看似随意地观看着，但阿哲注意到他对那些 darker 的作品格外关注。当他的目光最终落在角落里的《罪瞳》时，变化发生了。
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儒雅的面具碎裂了，露出的不是恐惧，而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一种被精准肢解后的赤裸。那幅画没有指控他杀人，却剥开了他所有伪装，直接展览了他最核心的、连他自己都不敢直视的罪恶感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