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林秀像换了个人。
她不再追着聂国栋跑，也不再刻意针对李娟，甚至懒得搭理他们。每天按时上工，虽然干活依旧不算利索，但不再叫苦抱怨，挣着那点可怜的工分。
下工后，她就借口身体不适或看书学习，窝在宿舍或找个清净地方，实际是进入空间，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技术手册，尤其是关于红薯加工和编织工艺的部分——本地盛产红薯，芦苇荡也茂密。
她看得眼睛发亮，心里渐渐有了完整的计划。
聂国栋察觉到了林秀的变化，那股怪异感越来越强。她看他的眼神，不再是痴迷和讨好，而是……彻底的漠然，甚至偶尔，他能捕捉到一丝极快的、类似于怜悯和嘲讽的情绪。
这让他极其不舒服。他宁愿她还是那个蠢得惹人厌的林秀，而不是现在这个让他看不透、甚至隐隐有种失控感的人。
李娟也感觉到了不安。林秀的不按常理出牌，让她的“柔弱善良”没了用武之地。几次她想主动接近，都被林秀不软不硬地挡了回来。
村里关于林秀的闲话也变了风向，从纯粹贬斥，变成了“好像变老实了”、“脾气怪了点但不惹事了”。
期间，林秀的家人来了一封信。
信是她那个偏心眼母亲写的，通篇都在哭诉家里多么困难，弟弟妹妹饿得面黄肌瘦，让她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在乡下买点粮食寄回去，或者问“那个条件好的聂同志”借点钱和票。
字字句句，都是索取。
前世，她就是被这封信逼得铤而走险，偷了大队的粮食，成了履历上洗不掉的污点。
林秀看完信，面无表情地直接扔进了灶膛。
火苗窜起，吞噬了那些虚伪的字句。
想吸她的血？这辈子，休想！
天气越来越冷，地里没什么活计了，社员们开始猫冬，日子更加难熬，一天两顿稀粥都勉强。
气氛变得压抑而焦灼。
就在这时，林秀开始行动了。
她先是找到村里人缘最好、最热心肠的王大娘，神秘兮兮地拿出小半袋红薯干和几把干菜。
“王大娘，这是我之前省下来的，还有家里偶尔寄来的一点，我吃着心里不踏实。今年冬天冷得邪乎，我看村里好几户老人家都快断顿了……您人面广，悄悄分给他们，就说是您找来的，千万别提我。”
王大娘愣住了，看着那实实在在的粮食，眼圈一下就红了：“秀丫头，这……这你自己……”
“我年轻，扛饿。”林秀笑了笑，笑容里有些疲惫，“看着老人孩子挨饿，心里难受。您就帮我这个忙吧。”
王大娘攥紧了袋子，重重点头：“好孩子！大娘知道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这情，大娘替你瞒着，但受恩的几家心里会记着！”
接下来几天，类似的事情悄悄发生了几起。林秀总是“恰好”有点多余的粮食，“恰好”帮助了最需要的人。她不求回报，只要求保密。
感激在她看不见的地方默默滋生。
时机差不多了。
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傍晚，村里威望最高的老支书和陈队长正对着空荡荡的粮仓发愁时，林秀找上了他们。
“办食堂？”老支书戴着老花镜，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神情沉稳的知青，“小林同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光景吗？队里哪还有多余的粮食办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