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深挖！总有不愿意改变的人，总有被时代伤害的人。找到他们，讲出他们的故事。记住，我们要的是一个关于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对立的典型叙事，明白吗？”
挂掉电话后，我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我答应做这个专题，原本是为了借此机会回老家处理房子的事，顺便写篇稿子。但现在站在这里，我却觉得主编想要的那种“典型叙事”与眼前的河湾镇格格不入。
第二天清晨，雾比往常更浓。根据王阿姨给的地址，我找到了赵志强老师的家。
赵老师已经退休，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听说我是林老师的孙子，他激动地抓住我的手不放。
“我和你爷爷共事十五年，他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育家。”赵老师眼里闪着光，“他常说，书籍是点亮心灵的灯。即使在最困难的年代，他也想方设法给孩子们找书读。”
我跟着赵老师来到他的车库，里面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上百个纸箱，每个箱子上都标有书籍分类。
“我们几个人轮流检查，防潮防虫，一年开箱晾晒两次。”赵老师抚摸着书箱，像抚摸珍贵的孩子，“就等着有一天，能重新实现林老师的愿望。”
“为什么不再开一个书屋呢？”我问。
赵老师叹了口气，“场地、资金、手续...我们几个老家伙力不从心啊。向镇政府申请过几次，总是说在研究研究中。”他忽然看向我，“你现在是大记者了，有没有办法帮帮忙？”
我一时语塞。我本是来为拆迁和“消失的故乡”寻找素材的，却意外地被卷入了爷爷遗产的守护中。
离开赵老师家，我在镇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镇图书馆——一座明显是新盖的建筑。
与外部传统风格不同，图书馆内部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电脑区、电子阅览室、多媒体空间。但阅览区只有寥寥几个老人，大部分年轻人都聚集在电脑前打着游戏。
馆长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听说我是记者，热情地带我参观。
“我们馆藏书五万册，每年购书经费二十万，还接入了全省数字图书馆网络。”她自豪地介绍，“可惜利用率不高，年轻人更喜欢上网吧。”
“为什么不在老城区设个分馆呢？”我试探着问，“比如恢复以前的‘河湾书屋’？”
馆长笑了，“那种私人小书屋模式过时啦。现在我们推的是‘智慧图书馆’，手机扫码借书，通借通还。传统书屋管理不规范，图书利用率低，迟早要被淘汰的。”
我想起爷爷的书屋——那里没有电脑，没有条码，只有爷爷亲手写的借书卡和每个孩子的阅读记录。但他记得每个孩子的名字和喜好，会特意为他们预留喜欢的书籍。
走出图书馆，我感到一阵迷茫。两种不同的阅读推广理念，哪个才是对的？或许就像主编想要的叙事一样，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简单分为传统与现代、好与坏。
接下来的几天，我走访了更多老街坊。出乎意料的是，对于拆迁改造，人们的态度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开传统糕点的王阿姨担心租金上涨，但又希望游客增多能让生意更好；赵老师怀念爷爷的书屋，却也承认现在的孩子需要电子阅览室；就连坚决反对拆迁的杂货店老板老周，也只是要求合理的补偿，而不是拒绝一切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