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把高考成绩单在手里攥出褶皱时，窗外的蝉鸣正把七月的午后搅得发烫。512分的总分像块石头压在他胸口——比最后一次模考低了四十分，距离他和江霞去年在志愿手册上圈出的XX大学，差了整整六十分。他坐在空荡荡的教室后排，指尖反复摩挲着课本里夹着的那张便利贴，上面是江霞的字迹：“张立，accommodate别忘写两个m，不然又要错啦～”
那是高考前一个月，他们还是同桌。江霞的英语笔记本永远记得工工整整，每一页边缘都贴着给张立的“易错提示”。有次晚自习，张立盯着数学题发呆，江霞把温热的牛奶推过来，声音轻得像羽毛：“别着急，这道题我们一起想。”他当时没敢抬头，只盯着她手腕上的红绳——那是去年运动会前，他用红绳编的，笨拙地打了个歪歪扭扭的结，江霞却戴了整整一年。
高考结束那天，张立在房间里熬到凌晨三点，终于在微信对话框里敲下憋了两年的话：“江霞，我没考好，想复读。还有……我喜欢你两年了，从你第一次帮我捡笔开始。要是你愿意等我，明年我们一起去XX大学看梧桐叶好不好？”发送键按下去的瞬间，他的手心全是汗。可直到天光大亮，江霞的头像始终是灰色的，连“已读”的提示都没有。
他想起高考前江霞妈妈来送水果时说的话：“我们霞霞肯定能去南方的好大学，那边气候养人。”又想起江霞说过“英语应该能稳上120”，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自作多情的傻瓜。第二天一早，他红着眼眶点开“删除好友”，手指悬了三秒，还是把江霞的号码拖进了黑名单——他怕再等下去，会收到一句客气又疏远的“对不起，我要去别的学校了”，更怕自己忍不住，会对着屏幕哭出来。
八月底，张立背着装满复习资料的书包走进复读学校时，空气里还飘着夏末的热浪。公告栏前挤满了人，他被推搡着在“复读一班”的名单里找自己的名字，目光扫到中间位置时，突然顿住——“江霞”两个字就贴在他名字下面，笔画方方正正，和她写作业时总爱把“霞”字雨字头写得小一点的习惯，一模一样。
“江霞怎么也来复读了？”旁边穿蓝校服的男生撞了撞同伴的胳膊，“我听以前同学说，她模考都570多，怎么会落榜？”
张立的耳朵嗡了一声，心脏像被谁攥紧又猛地松开。他猛地转头，正好看见人群外的江霞——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帆布包里露出半本旧英语书，书脊上那个小小的破口，还是去年他不小心把水洒在上面弄的。她正踮着脚看名单，手指停在“张立”两个字上，嘴角刚弯起一点，就撞进他的目光里。那抹笑意瞬间僵住，她握着帆布包带子的手指骤然收紧，耳根慢慢红成了樱桃色。
“你怎么也来了？”张立先开了口，语气硬邦邦的，像裹了层冰。他不敢看她的眼睛，怕看见同情，更怕自己忍不住问出那句“为什么不回我消息”。
江霞的嘴唇动了动，声音轻得快被人群的嘈杂盖过：“XX大学……差了十分。不想去别的学校。”
张立的心跳漏了一拍。原来她也没放弃那个约定？可拉黑删除的事像根刺扎在喉咙里，他说不出软话，只能含糊地“哦”了一声，转身往教学楼走。他没看见，身后的江霞望着他的背影，手指反复蹭着帆布包上磨旧的图案，眼眶慢慢红了——她其实攒了一肚子话想跟他说，可他的态度，让她把话又咽了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