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的武汉之夏，是被炮火煮沸的一锅铁水。天空总是灰黄色的，日头透过硝烟看去，像一枚腌得发黄的鸭蛋黄，有气无力地悬着。日本人的飞机从早到晚嗡嗡不停，投下的炸弹把整座城市炸得千疮百孔。空气里永远飘着一种古怪的味道——火药呛人的硫磺味、木头燃烧的焦糊味、还有若有若无的、甜腻腻的腐烂气味，那是来不及清理的尸体在高温下膨胀变质。
我叫陈安，二十二岁，汉口本地人。战前在汉口电话局做学徒，整天跟着师傅老钱爬电线杆、查线路、接交换机。老钱总骂我手笨，说我是"摸电线都能摸出岔子"的料。谁能想到，如今我这双笨手，却要摸比电线更要命的东西。
我们的防炮洞挖在汉阳兵工厂后头的一片坡地上，离长江不远。洞里又潮又闷，顶上拿圆木撑着，每次炮弹落下，震得泥土簌簌往下掉，好像随时要塌。班长是个山东汉子，叫李大川，左胳膊前几天被弹片划了道口子，草草包扎着，渗出的血把绷带染得暗红。
"陈安！死哪儿去了？三圣巷口那段的线路又他娘的中断了！给老子接上！"班长的吼声从洞外传来，带着嘶哑的焦躁。他刚从前头回来，浑身是土，眼睛红得吓人。
我忙从角落里爬起来，抓过靠在墙边的工具包和一杆老套筒步枪。枪是汉阳造，旧得拉栓都费劲，但我擦得锃亮。
"就去，班长。"
"快去快回！小鬼子今天炮打得邪乎，别他娘的逞英雄！"班长又吼了一句，声音却软了些。
我猫着腰钻出防炮洞。热风裹着硝烟扑面而来，呛得人直咳嗽。外面的街道早已看不出原样，断壁残垣，碎砖烂瓦，烧黑的房梁像巨大的肋骨，支棱着指向天空。一队担架兵喘着粗气跑过，担架上的人浑身是血，软绵绵地晃着。
贴著墙根的阴影，我小心地向三圣巷移动。子弹啾啾地飞过头顶，不时有炮弹落下，在远处或近处炸开，震得脚下发麻。找到断线处不难，日本人的炮火把半条街犁了一遍，电话线像被扯断的蜘蛛网，零落飘荡。
我缩在一堵垮了半截的山墙后面，从工具包里掏出试线机，夹上断线，习惯性地戴上耳机，手指搭上摇柄。耳机里先是死寂，只有电流不稳定的嗡鸣。我慢慢摇动发电机，发出寻找信号。
咔嗒。
一声极其轻微的接续声，异常清晰。
然后，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冰冷、急促、带着命令的语气，猛地灌入耳中。
日语。
我的心跳骤停，手死死压住耳机。那声音来自另一个世界，是敌人喉咙里发出的声响。电流嘶嘶作响，那几个日语短句反复出现，夹杂着一些我能听懂的词——"汉口"、"方位"、"时间"、"中队"、"火力准备"。
血涌上头顶，又瞬间褪去，留下冰凉的清醒和巨大的恐惧。我屏住呼吸，外面的炮声仿佛远了。手心全是汗，攥著耳机像攥著烙铁。
鬼使神差地，我没有扯断线路。一种远超过服从命令和求生的本能攫住了我——是通信兵在无声战场里嗅到猎物气息时的原始冲动。我维持俯身姿势，一动不动，全部感官都凝聚在那小小耳罩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