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做了一件足以终结我职业生涯，甚至可能引来法律麻烦的、离谱到家的事情。
我为自己创建了一份死亡证明。
没有人注意到我刚才为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尽管死亡原因是空白。
我的死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或者说，我知道那原因非同寻常，无法用任何现有的医学或法学术语来概括。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最多三个月，我一定亲手把那个空白补上。用真相，或者，用我自己的生命。
01
在法医这个行当里，死亡从来不是终结，而是一本等待被翻阅的书，一首等待被解读的密码诗。
我们这些与死亡朝夕相处的人，是最后的读者，也是最固执的译者。
我们相信，每一具冰冷的躯体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最终的真相，每一个细微的痕迹都是生命留下的最后证词。
然而，当我，林叙，市刑技术研究所最年轻的主检法医，在短短一周内，连续三次站在解剖台前，面对着的却是三张与我别无二致的脸庞时，我长久以来构建的职业信仰开始崩塌。
那种感觉，并非简单的恐惧或震惊，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哲学意义上的眩晕。
仿佛站在一面布满裂痕的镜子前，每一个碎片都映照出不同的“我”，却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光源本身。
死亡不再是开始，而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充满回音的疑问。
我开始怀疑，在这具我称之为“我”的皮囊之下，在这段我称之为“人生”的记忆之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而当最终的时刻来临，当我的生命也走向终点，在那张冰冷的死亡证明上，究竟哪一具身体，才有资格，或者说，才有可能写下那个真正的、唯一的死因？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将重新定义“我”的存在。
02
我年仅二十九岁，却已经是这里最年轻的主检法医。
同事们说我冷静得近乎冷酷，面对最血腥的现场也能保持绝对的理性。
他们不知道，那种冷静并非天赋，而是一层厚厚的冰壳，用以封冻内心深处某些我自己也尚未探明的暗流。
今天，我做了一件足以终结我职业生涯，甚至可能引来法律麻烦的、离谱到家的事情。
下午四点三十七分，实验室里只剩下仪器低沉的嗡鸣。
阳光斜射进来，在光洁的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安静的光斑。
我坐在自己的办公电脑前，屏幕幽幽地亮着，登录的是内部法医信息系统。
那个记录着这座城市所有死亡事件的庞大数据库。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停顿了片刻，然后快速而准确地输入了自己的身份信息：
姓名林叙，身份证号，职务编号……
系统界面跳转到了死亡证明登记页面。
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和固定液的味道，这味道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我创建了一份新的死亡证明。
编号系统自动生成：
2025-0813-LS。2025年8月13日，林叙。
一个属于我的，未来的日期。
光标在“死因”一栏闪烁着，等待输入。
系统标注着鲜红的“必填”字样。
我该填什么？心脏停跳？呼吸衰竭？
这些都是死亡的最终表现，而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