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有味道和温度的。我的记忆，是麦麸糊糊放凉后那种令人作呕的酸涩，是浦项海边吹来、带着鱼腥味的咸冷海风，是凌晨垃圾堆里那种腐烂物质与灰烬混合的、甜腻而绝望的气息。它们混合在一起，构成了我整个灰暗冰冷的童年。寒冷和饥饿，不是偶尔造访的客人，而是盘踞在我家那间低矮茅屋里，挥之不去的幽灵。
我出生在1945年，一个动乱的年代末尾。我们的国家满目疮痍，我的家庭亦是如此。大阪的贫民窟只是父母口中一个模糊的地名，而我真实的整个世界，就是韩国庆尚南道浦项市海边那个风似乎永远也吹不停的小村庄。家，是一间糊了无数次旧报纸仍然漏风的木板房，冬天像冰窖，夏天像蒸笼。
父亲的身影总是佝偻而模糊的。战争的创伤和生活的重压早早地压弯了他的脊背。他沉默寡言，像一头疲惫至极的老牛，每日只是埋头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劳作，或是出海去碰运气，试图从吝啬的大海里为全家捞回一点活命的食粮。但更多时候，他带回的只有一身咸湿和更深的沉默。夜里，他最清晰的声响是那压抑不住的、从胸腔深处爆发出的剧烈咳嗽声，那声音嘶哑得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每一声都让薄薄的木板墙跟着颤抖，也让缩在角落里的我心惊胆战。
母亲，是我那片灰暗天地里唯一微弱的光源。她的脸庞总是被灶台的烟熏和过早来临的皱纹占据，但她的眼睛，尽管盛满了无尽的疲惫，却从未完全熄灭。家里孩子多，张嘴要吃饭的嘴也多。我排行老五，一个最不起眼的位置。衣服是哥哥姐姐们穿剩的，补丁叠着补丁，寒冷永远无法被彻底隔绝。食物永远是餐桌上最严峻的问题。一碗清澈见底，几乎数得清米粒的粥，一块黑乎乎的、掺杂着麸皮和野菜的饼子，就是常态。饥饿不是一种感觉，它是一种实体，一条盘踞在我胃里的冰冷的蛇，日夜不停地噬咬着我，让我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它让我的眼睛总是忍不住去搜寻任何可能入口的东西。
为了活下去，为了能让我们几个孩子多吃一口，母亲用尽了全力。她去富人家帮佣，跪在冰冷的地板上擦洗，双手长期泡在碱水里，红肿、开裂，布满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口子。她给人浆洗沉重的衣物，在冰冷的河水里一泡就是大半天，腰背疼得直不起来。但我从未听她抱怨过。她只是默默地做，把换来的微薄工钱换成一点点粮食，尽可能地让我们的碗里能多一点内容。有时，她会偷偷塞给我一小块用油纸包着的糖，那是她帮佣那家好心夫人赏赐的，她藏起来带回来给我。那一点点甜味在我嘴里化开，几乎是带有罪恶感的极致享受，因为它意味着母亲又省下了她自己的口粮。
但我不能只等着母亲喂养。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工作”。最初的“生意”是卖火柴。我挎着一个小篮子，里面装着寥寥几盒火柴，在浦项寒冷的街道上穿梭。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单薄的衣衫根本无法抵御。我学着其他小贩的样子，用稚嫩却努力拔高的嗓音叫卖：“买火柴吧，老爷！买一包吧！”声音常常被风吹散，更多的是被路人的漠视和嫌弃的目光所淹没。一整天下来，卖不掉几盒，换来的铜板少得可怜，但攥在手心里，却仿佛攥着一小团微弱的火种，能暂时驱散一点围绕我的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