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夏夜，江南水乡陈家宅弥漫着栀子花的香气，却掩不住战争带来的紧张气氛。二十岁的陈大山跪在祠堂的青石板上，额头紧贴冰凉的地面。
“列祖列宗在上，不肖子孙大山明日即将北上。”他的声音在空旷的祠堂里回荡，“大哥为国捐躯，二哥伤残归来，如今轮到我了。”
月光透过雕花木窗，照亮牌位上“陈卫国”、“陈保国”的名字——他那牺牲在长津湖的大哥和伤残归来的二哥。父亲陈老栓突然出现在门口，身影被月光拉得很长。
“给我起来！”老栓的声音像破旧的风箱，“陈家已经付出够多了！”
大山倔强地跪着不动：“爹，通知已经下来了，我是最后一批预备兵...”
“最后一批？”老栓剧烈咳嗽起来，“最后一批就不是兵了？枪子儿还挑第几批？”
这场争吵持续到深夜。最后是二哥建国摇着轮椅进来解围：“爹，让大山去吧。他在家也不安心。”
黎明前的黑暗里，陈大山穿着不合身的军装，对着祠堂磕了三个头。他听见父亲房里传来压抑的咳嗽声，每一声都像鞭子抽在他背上。
“到了前线，记得捎信回来！”母亲攥着他的袖口，手指粗糙如老树根。陈大山重重点头，胸口滚烫得像揣着块炭。他想象自己握着钢枪跨过鸭绿江的模样，想象胜利后戴着大红花回家的场景——少年人的热血和恐惧交织成汗，濡湿了他的粗布衫。
北上的火车喷着黑烟，载着满腔热血的青年驶向未知。大山紧紧抱着秀兰缝的棉背心，上面还留着栀子花的淡淡香气。
集训营设在河北一个偏僻山村。教官赵铁柱是个独眼老兵，左耳缺了半块，说话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是预备兵，要是谈判破裂，你们就是填进火口的最后一批柴！”
训练极其艰苦。拼刺刀练到虎口裂血，夜里还要就着月光练捆炸药包。大山总是最刻苦的那个，他害怕辜负了家族的荣耀。
每周最开心的是收到家书。秀兰的信总是报喜不报忧：“大嫂给纳了鞋底”“二嫂教腌了酸菜”“爹娘身体安康”。他不知道的是，此刻秀兰正咳血在柴房里给妯娌们缝补衣裳。
七月的一个下午，紧急集合的哨声突然响起。赵教官站在台上，嘴唇颤抖：“停战协定...签了！”
整个营地瞬间沸腾，只有大山愣在原地。他下意识摸向口袋里的入伍通知书，墨迹还没干透。赵教官走过来坐下，递给他一支烟：“难受？”
“像磨快了刀却没让出鞘。”
老兵笑了：“我羡慕你。我这只眼睛换来了和平，你完好无损地迎来了和平——这才是最大的胜利。”
退伍那天，赵教官塞给他一个布包：“回去好好过日子。这把没开刃的刀，比所有染血的刀更珍贵。”
回到家乡时，老栓正在院门口劈柴。斧头停顿片刻，又继续落下：“回来了？”
“嗯。”
“吃饭。”
饭桌上摆着四副碗筷。老栓给每个碗斟酒，包括那个永远空着的大哥的位置。三人默默举杯，所有话语都溶在酒里。
陈大山的前妻秀兰，是1951年春天经二哥介绍认识的。那时他刚通过预备兵审核，介绍人说：“秀兰爹是教书先生，姑娘知书达理，就是打小身子弱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