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问题小心翼翼，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担心我的“存货”会耗尽，担心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只是昙花一现。
我拍了拍烤炉，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笑容：“放心吧，王连长，管够。只要大家需要，我的红薯就一直有。”
我撒谎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炉子里的红薯到底从何而来。它就像一个变魔术的箱子，我每天从里面拿出几十个，可第二天打开，里面依然是满满一炉烤得恰到好处的红薯。
王连长听了我的话，虽然眼神里依然有困惑，但紧绷的肩膀却明显放松了下来。他点了点头，没再追问，只是轻声说：“大家会记着你的好的。”
从这天起，我和战士们之间那层无形的隔阂似乎被打破了。他们不再仅仅把我当成一个提供食物的神秘人，而是一个可以倾诉和交流的“老乡姐姐”。
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围在我的烤炉边取暖，跟我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我知道了李大山家里是佃农，父母累死累活一年，也交不起地主的租子。他是家里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参军，就是为了家里人能少一张吃饭的嘴，更是为了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革命胜利后能分到五亩地，然后娶个像村头豆腐西施一样好看的媳妇儿，生一群娃，再也不让他们挨饿。
我还认识了那个脸上有雀斑的战士，他叫刘明，大家都叫他“小算盘”，因为他算术特别好，是连里的文书。他参军前是个杂货铺的学徒，每天被掌柜的打骂。他说他没想过娶媳妇分田地，他就想等胜利了，能去“洋学堂”，学好多好多的知识，用知识改变命运。
还有一个叫小兰的女卫生员，她总是第一个跑来帮我给伤员分红薯。她个子小小的，背着一个沉重的药箱，在队伍里穿梭。她告诉我，她的梦想是当一名真正的医生，不是这种只能用草药和绷带的战场卫生员，而是能穿着雪白的褂子，在窗明几净的大医院里，用最好的药，救死扶伤的西医。她每次说起这个梦想，眼睛都亮得吓人。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当时看来遥不可及，却又无比真挚的梦想。他们跟我讲着对未来的憧憬，仿佛那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就在不远的前方，只要他们再坚持一下，再多走一步，就能触摸到。
那光芒，比我烤炉里的炭火还要炙热，还要明亮，温暖着我这个来自未来的、孤独的灵魂。
但有时候，我也会看到另一面。
那天夜里，队伍在一处破庙里宿营。我照例烤好了一炉红薯，但分发的时候，却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王连长的警卫员，一个总是沉默寡言、但笑起来有两个浅浅酒窝的年轻人，叫陈浩。
我问李大山：“陈浩呢？怎么没见他来拿红薯？”
李大山的表情一下子黯淡了下来，他低下头，声音闷闷的：“陈浩哥……他……今天下午过河的时候，为了拉一个快被冲走的战友，自己没站稳……牺牲了。”
我的心像被重锤狠狠地砸了一下，拿着火钳的手都开始发抖。牺牲了。这么一个鲜活的、昨天还在跟我说等胜利了要回家看爹娘的年轻人，就这么轻易地，被这两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