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意识地寻找王连长的身影。他正一个人坐在破庙最远的角落里，背对着所有人，肩膀在黑暗中微微地颤抖。他没有哭出声，但那种压抑到极致的悲伤，却比任何嚎啕大哭都更让人心碎。
我默默地夹了一个烤红薯，用油纸包好，走过去，轻轻地放在他身边。
他没有回头，只是用沙哑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他不该死的……他才十九岁……”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任何语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只能默默地陪他坐着。
许久，他才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我，那双总是沉着冷静的眼睛里，第一次充满了血丝和痛苦。“老乡，你说，我们……真的能走到陕北吗？我们做的这一切……真的有意义吗？”
那一刻，他的迷茫和动摇是如此真实，真实到让我无法呼吸。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在战士们面前永远坚强如铁的男人，此刻却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无比清晰地知道历史的答案，我知道他们最终会走到，我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将会在未来开出多么绚烂的花朵。
可我，能告诉他吗？
我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我只是把那个红薯又往他面前推了推，轻声说：“王连长，吃点东西吧。路，还要继续走下去的。”
他看着那个滚烫的红薯，许久，才缓缓地伸出手，拿了起来。温热的触感似乎给了他一丝力量，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力地、一口一口地，把那个红薯吃了下去。
队伍继续在连绵不绝的大山里穿行。
天气越来越冷，寒风裹着雪沫子，像针一样扎在人脸上。我身上的羽绒服已经是我能抵御严寒的极限，可战士们身上的单薄军装却好像感觉不到温度的变化。
他们依然穿着那身打满补丁的灰色军衣，脚上裹着破烂的布条，在及膝的雪地里艰难地跋涉。
我曾试图把我羽绒服里的一件抓绒内胆脱下来给队伍里年纪最小，才十五岁的“小萝卜头”，可那孩子怎么都不肯要，涨红着脸连连后退，说：“姐，俺不冷！俺是战士，不怕冷！你穿着，别冻着了！”
他瘦小的身体在寒风里像一棵脆弱的芦苇，可说出的话却掷地有声。
渐渐的，我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队伍里有一个叫老周的战士，他的腿在之前的战斗中受了伤，一直是一瘸一拐地跟着。
小兰每天都会帮他换药，那伤口血肉模糊，看上去很严重。可奇怪的是，这么多天过去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和简陋的医疗条件下，他的伤口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没有发炎，没有感染，就始终保持着最初那个血淋淋的样子，仿佛时间在他的伤口上静止了。
还有李大山，他的手在帮炊事班劈柴时，不小心被斧子划开了一道大口子。当时鲜血直流，可他只是随便找了块布条包上。第二天我再看时，那道口子还在，不大不小，不深不浅，甚至连凝固的血迹都和昨天一模一样。
更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我发现，我们好像一直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打转。
那天下午，我们翻过了一座光秃秃的山。山顶有一棵形状很奇特的歪脖子松树，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还靠着那棵树歇了口气。可是第二天傍晚，当我们筋疲力尽地准备找地方宿营时，我一抬头，赫然又看到了那棵一模一样的歪脖子松树，正静静地矗立在不远处的山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