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的水总是浑浊的，混着泥沙、垃圾，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污秽，日复一日地向东流去。江面上船只往来，汽笛声声，外国轮船高大威猛，中国木船低矮破旧，彼此泾渭分明又不得不共享同一条水道。
赵阿四弓着背，将最后一袋米扛到岸上。麻袋粗糙，隔着薄薄的褂子，在他肩上磨出一道红痕。他直起腰来，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已是深秋，风吹过江面带着寒意，可他浑身冒着热气，像刚出笼的馒头。
“快点！磨蹭什么？”工头站在不远处喊道，手里的鞭子虚抽一记，发出破空之声。
赵阿四不敢怠慢，加快脚步走向堆场。这活计是从一艘浙江来的米船上卸货，要运到洋行仓库去。他已经连续扛了两个时辰，腿肚子打着颤，却还得强撑着。今天若是表现不好，明天工头便不会再叫他。
上海滩就是这样，有力气的人多的是，工作却少得可怜。
卸完货，工头慢悠悠地点数，然后从兜里掏出几个铜板，挨个发放。轮到赵阿四时，工头却皱起眉头。
“阿四，你刚才摔了一跤，撒了些米粒，扣你两个铜子。”
赵阿四一愣，“王工头，我何时摔了？那米袋本来就有个小口子，不是我弄的。”
“我说是你就是你！”工头眼睛一瞪，“要不要随你，不要拉倒！”
赵阿四咽了口唾沫，喉咙干得发疼。他盯着工头手里那少得可怜的工钱，最终还是伸出手接了过来。他知道争辩没有用，这码头是青帮的地盘，工头是青帮小头目的远亲，惹恼了他，以后就别想在这里找活干了。
数了数手中的铜板，比说好的少了三成。赵阿四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他默默地转身，朝着自己住的地方走去。
从外滩往西走，高楼广厦渐渐被低矮破旧的房屋取代。洋人的汽车喇叭声变成了人力车的铃铛声，再往后连铃铛声也稀少了，只剩下小贩的叫卖和孩童的哭闹。这里是上海的另一个面貌，与十里洋场一街之隔，却仿佛两个世界。
赵阿四住在一条窄巷里，巷子窄得两人并肩走都得侧身。地上的石板早已碎裂，雨天一洼洼积水，晴天尘土飞扬。他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走进一个小院，院里挤着七八户人家，共用一口水井，一个茅厕。
他的房间在院子最深处，不到六尺见方，仅容一床一桌。墙上糊着旧报纸，已经发黄卷边，潮湿的地方长着霉斑。一张木板床上铺着草席，席子边缘已经破损，露出枯黄的草秆。
赵阿四从床底拖出一个小坛子，打开封口，伸手去摸咸菜疙瘩。手指触到的地方软乎乎的，拿起一看，咸菜上长了一层灰白的毛。他叹了口气，用刀削去长毛的部分，剩下的切成小块，放进碗里。
然后他从墙角摸出一个小酒瓶，晃了晃，听见所剩无几的液体发出的声响。这是他攒钱买的烧酒，最便宜的那种，辣嗓子，但能解乏。通常他舍不得喝，只有特别累或者特别冷的时候才会抿一口。
就着咸菜疙瘩喝酒时，赵阿四听见窗外邻居的争吵。是张寡妇和她那病弱的儿子，为了一点药钱发愁。赵阿四摇摇头，从兜里数出几个铜板，用纸包了，从窗户缝隙塞出去，然后吹灭了油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