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他听见张寡妇惊讶的轻呼，然后是低低的啜泣声。赵阿四躺倒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霉斑，想起自己远在苏北的家人。他们已经两年没通音信了，兵荒马乱的年头，不知道是否还活着。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透，赵阿四就起身了。他要去码头等活，去晚了好的活计就被人抢光了。出门前，他看了眼那坛咸菜，霉菌似乎一夜之间又长了不少。潮湿的季节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都容易发霉，连衣服都长毛。
码头上已经聚集了不少等活的人，三五成群，低声交谈。赵阿四找了个角落蹲下，眼睛盯着工头通常会出现的那个方向。时间一点点过去，太阳升高了，工头还没来。人群中开始躁动不安。
“听说昨天日本人又闹事了。”旁边一个老汉低声道。
“在哪？”有人问。
“虹口那边。几个日本浪人喝醉了，砸了中国人的店铺，还打伤了人。”
众人一阵低声咒骂。这些年，日本人在上海越来越嚣张，在虹口区俨然成了国中之国，中国警察都不敢轻易进去抓人。
“国民政府也不管管！”一个年轻人愤愤地说。
“管？怎么管？”老汉冷笑，“蒋委员长忙着剿共呢，哪有空管这些小事情。”
赵阿四默默听着，不插话。他不懂什么政治，只知道日本人可恶，但英国人、美国人也好不到哪去。他们在上海划租界，建公园，门口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世道，穷苦人到哪里都受气。
快到中午时，工头才姗姗来迟。今天活少，只要十个人。人群一下子涌上前去，争抢着报名。赵阿四挤在人群中，高高举起自己的号牌——那是他在码头工作的凭证，每月要交保护费才能持有。
“你，你，还有你...”工头随手点人，点到第十个时，赵阿四的心沉了下去——没点到他。
“工头，再加一个吧，我只要半份工钱！”有人喊道。
工头摇摇头，“就十个人，多了没活干。明天早点来。”
没被选中的人群渐渐散去，有人骂骂咧咧，有人垂头丧气。赵阿四站在原地，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他一天没活干，就一天没饭吃。房租已经欠了半个月，房东昨天已经放话，再不交租就要把他赶出去。
他在码头附近转悠，希望能找到点零活。运气不错，一个鱼贩子需要人把几筐鱼送到法租界的餐厅去。路不远，但给的钱少，没人愿意接。赵阿四接了下来，虽然钱少，总比没有强。
扛着鱼筐走在街上，赵阿四闻着自己身上的鱼腥味，想起了小时候在老家捕鱼的日子。苏北水乡，鱼米之乡，若不是那年大水冲毁了家园，他也不会背井离乡来上海讨生活。
法租界的街道干净整洁，两旁是高大的梧桐树，洋楼别墅错落有致。偶尔有汽车驶过，扬起细微的尘土。行人衣着光鲜，与赵阿四所在的老城区判若两个世界。
送到餐厅后厨，厨师长故意刁难，说鱼不够新鲜，要扣钱。赵阿四争辩了几句，对方就叫来印度巡捕。看着包头巾的大个子印度人，赵阿四只好认栽，拿着比说好的一半还少的工钱走了。
回程时，他绕道去了趟当铺。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枚银戒指，那是他母亲留给他的唯一念想。犹豫再三，他还是走进了当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