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又回到了十六铺码头。
码头上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喧嚣，工头挥舞着鞭子，呵斥着工人，仿佛那一个月的战事从未发生。但仔细看去，还是能发现许多不同：停靠的外国轮船更多了，尤其是飘着太阳旗的日本货船，趾高气扬。中国船只则显得小心翼翼。工头们对日本监工点头哈腰，转过身对中国工人却更加凶狠。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阿四！这边！”老陈在不远处招手，他看起来苍老了许多，眼窝深陷。
“陈伯，你回来了？家里怎么样？”赵阿四走过去。
老陈摇摇头，声音沙哑：“老婆子没挺过去……走了。就在停战前几天。”他眼里没有泪，只有深深的疲惫和麻木。“药断了，也没吃的……没办法。”
赵阿四沉默了，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这世道，死个人，跟死只蚂蚁一样平常。
“能活下来，就不易了。”老陈喃喃道，像是说给赵阿四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
活下来，确实不易。工钱比以前更低了，而活计却更加难找。因为战事，很多商铺倒闭，货运量锐减。米价、油价却一天一个样地往上窜。赵阿四那点酬劳很快就像水一样漏光了。
他又回到了吃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当铺的门槛又快被他踏平了，这次没什么值钱东西可当，只有那身刚置办没多久的旧衣裳，当了几个铜子，换回两斤掺了沙子的糙米。
那坛长满毛的咸菜疙瘩，又成了他下饭的主力。天气越来越潮湿暖和，霉菌长得越发欢实，今天刮干净，明天又冒出密密一层。他有时也懒得刮了，就那么混着毛咬一口，咸涩中带着一股诡异的霉味，就着凉水硬咽下去。
一天傍晚，他空着手从码头回来——又是一天没等到活计。巷口几个小孩在玩闹，唱着一首不成调的歌谣：“一二八，日本兵，真凶横……十九路，广东兵，真英勇……”
赵阿四停下脚步，听着。孩子们唱得颠三倒四，但那股稚嫩的勇气却莫名地戳了他一下。英勇的广东兵现在怎么样了？他模糊听说战后国民政府把他们调走了，换上了“自己人”。上海，还是那个上海，甚至……可能更糟了。日本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在虹口设立了什么“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街上的日本浪人也越发横行无忌。
他叹了口气，准备回窝棚继续对着那坛发霉的咸菜发呆。
“阿四哥！”一个略带怯懦的声音叫住他。
是张寡妇的儿子，小名叫豆子，十四五岁的年纪，却瘦小得像十来岁，脸色蜡黄，不住地轻声咳嗽。他手里捧着两个还有点烫手的菜窝窝。
“阿四哥，我娘说……谢谢你上次……”豆子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家里没什么好东西，刚蒸的窝窝头，你尝尝。”
赵阿四愣了一下，才想起战前塞过去的那包猪头肉和后来偶尔塞过去的几个铜子。他看着豆子手里那两个粗糙的窝窝头，显然是掺了大量野菜和麸皮，黑乎乎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粮食。
“这……你们留着吃……”赵阿四推辞。
“娘说一定要给你。”豆子固执地举着，“娘说，这巷子里，就阿四哥你……心善。”
心善？赵阿四心里苦笑。他只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更苦罢了，尤其是在经历了那些事后，他总觉得该做点什么，却又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