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的深秋，雨带着刺骨的凉，打在沈府的窗棂上。我坐在窗前捻着素帕，针脚在“清绾”二字上绕了又绕，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场雨不仅要淋湿眼前的月白袄裙，更要掀开我与顾景明纠缠半生的故事。
我是深宅里循规蹈矩的大家小姐，他是留洋归来、满怀抱负的新青年，三岁定下的旧婚约，成了我们最初的牵绊，也成了他眼中“封建礼教”的象征。他带着对旧制度的排斥归来，我怀着对未来的茫然等待，本该平行线般的人生，却在一次次相遇里悄然偏航。
从顾家花园的初见，到贫民诊所的相守；从战火中被迫别离，到根据地意外重逢；再到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并肩看着五星红旗飘扬——这一路的苦难与坚守，都从那个深秋开始。那时张妈正捧着石榴红夹袄走来，催我去码头，迎那位改变我一生的人。
第一章 旧约与新客
民国十七年，深秋的雨已经带了刺骨的凉，我坐在窗前，指尖捻着一方素色绣帕，针脚在“清绾”二字上绕了第三圈时，廊下传来张妈的脚步声。她是府里的老人，说话总带着小心翼翼的妥帖：“小姐，顾家少爷的船下午就到码头了，老爷让您换上那件石榴红的夹袄，说是……图个喜庆。”
我放下绣针，看向铜镜里的自己。乌发被梳成一丝不苟的圆髻，鬓边簪着支银质玉兰簪，是母亲生前留下的物件。镜中人眉眼温顺，穿着月白的袄裙，浑身上下都透着张妈口中“大家闺秀”的模样——可这模样，在如今的上海滩，早该被称作“老古董”了。
顾家与沈家的婚约，是我三岁时定下的。那时父亲还是前清的举人，顾家老爷子在商务局当差，两家门当户对，一句“娃娃亲”便拴住了我与顾景明的将来。后来武昌城里一声枪响，清王朝倒了，父亲闭门谢客，守着老宅和几亩薄田过日子，倒是顾家，顾景明的父亲早早投了实业，后来又送独子去了法国留学。这几年，顾景明的名字常出现在报纸上，有时是“留法学生代表”，有时是“新青年社成员”，字里行间都是我不懂的“民主”“科学”，与我这守着绣架、读着《女诫》的日子，隔着万水千山。
“小姐，您倒是应一声啊。”张妈又催了句，手里捧着的石榴红夹袄，绣着缠枝莲纹，红得晃眼。
“知道了。”我轻声应着，起身时不小心碰倒了桌边的书，是本翻得卷了边的《新青年》，上个月表哥送来的，说让我“开开眼界”。我捡起来，扉页上有铅笔写的小字，字迹遒劲：“旧制度如朽木，当以烈火焚之。”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字像顾景明写的——毕竟，整个上海滩，能把“旧制度”说得如此不堪的，大抵只有他那样留过洋的新青年。
下午去码头时，天放了晴，阳光透过云层洒在黄浦江面上，波光粼粼的。父亲穿着藏青色的马褂，背着手站在最前面，我跟在他身后，手里攥着帕子，指尖有些发凉。码头上人很多，有穿西装的先生，有穿旗袍的小姐，还有扛着行李的苦力，嘈杂的人声里，突然有人喊了句：“顾先生回来了！”
我顺着人群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青年从邮轮上走下来。他很高，头发梳得整齐，戴着副金丝眼镜，手里拎着个棕色的皮箱，与周围穿长袍马褂的人显得格格不入。他便是顾景明，比报纸上的照片更清瘦些，眉宇间带着股生人勿近的锐利，像是一把刚出鞘的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