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的秋，李家坳像是被一只无形巨手摁进了墨绿色的山褶里，日头早早沉下山脊，只留下几片昏黄的煤油灯光，在浓稠的夜色中挣扎，像垂死之人涣散的瞳孔。
那顶破旧得几乎散了架的红轿子，吱吱呀呀，总算停在了赵家那低矮的土坯院门前。轿帘被粗暴地掀开，一只骨节粗大、布满老茧的手伸进来，死死攥住我的胳膊，将我猛地拽了出去。我踉跄一步，头上那块早已褪色、边缘磨损的红盖头飘落在地，还没来得及看清脚下的路，一只沾满干涸泥污和牲口粪渍的布鞋就重重踩了上去，将它碾入尘土。
“磨蹭什么！丧门星！”
一声尖利刺耳的呵斥劈头砸来。我惶然抬头，看见婆婆王氏正叉着腰站在院子当中。她瘦削，颧骨高耸得像两座险峰，薄嘴唇抿成一条刀刻般的线，仿佛从未流露过一丝温情。那双眼睛，陷在深凹的眼窝里，看过来的时候，冷得能刮下一层霜，冻得人灵魂都在打颤。她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甚至有些透明的旧蓝布衫，肘部打着厚厚的补丁，却硬生生被她穿出了一股不容置疑、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威严。
我身上那件唯一的红布褂子，是娘去世前压在箱底、留给我将来出嫁时穿的。布料硬邦邦的，染得并不均匀，此刻粗糙地磨着我冰凉起栗的皮肤，每一次摩擦都带来细微的刺痛。我死死低着头，脖颈仿佛承受着千斤重压，不敢去看院子里那些影影绰绰、模糊而冷漠的人影。他们的目光像针，无声地扎在我身上，带着看戏的漠然和品头论足的窃窃私语。
“进了我赵家的门，就得守我赵家的规矩！”婆婆的声音愈发尖利，像钝刀子在玻璃上刮擦，“耷拉着脑袋给谁看？号丧呢！真是晦气！”
她往前逼近两步，那身破旧蓝布衫带来的压迫感几乎让我窒息。我能闻到她身上一股混合着烟炕味、汗酸气和某种辛辣草药的味道。
“别摆着你那大小姐的谱儿！呸！”她啐了一口唾沫，险些溅到我的鞋面上，“你爹娘收了我赵家整整三千块彩礼钱，三千块！知道那是多少血汗吗？从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家买来的牲口！听懂没？是能干活、能生崽的牲口！”
她的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钉子，狠狠砸进我的耳朵，钉入我的心脏。我浑身发冷，指尖都在颤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我想开口说点什么，喉咙却像是被淤泥堵住了，只能发出极其微弱的、连自己都听不清的呜咽。
“聋了还是哑了？！”婆婆见我不答，怒火更盛，手指几乎戳到我鼻尖上，“我告诉你，到了这儿，就别想那些有的没的！老实干活，给我赵家开枝散叶，才是你的本分！要是偷奸耍滑，或者存了什么歪心思…”她冷笑一声，那笑声干涩得像夜枭啼叫，“有的是法子让你知道厉害！”
这时，我的丈夫，赵德柱，从婆婆身后的阴影里慢吞吞地踱了出来。他个子很高，肩膀宽阔，但总微微佝偻着，眼神浑浊，像是永远睡不醒，又像是蒙着一层洗不掉的油腻污浊。他手里拎着那根我后来无比熟悉的、磨得油亮甚至反光的藤条，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自己的裤腿，发出“啪、啪”的轻响，像是在催促，又像是无声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