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虹的出现，像一道划破浓雾的光。虽然她母亲已逝，无法直接作证，但她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和方向。
付琰立刻申请了调查令，我们再次扑向中医院，调取了李一明入职以来所有经手患者的档案。
海量的筛查工作开始了。我们锁定目标：50岁以上女性、既往就诊规律、经李一明治疗后莫名中断复诊。
最终，筛选出34个可疑对象。我们设法联系上了其中29人。
结果令人脊背发凉：除了12人闭口不谈，剩余17人中，竟都或明确或隐晦地表示，曾遭受过李一明不同程度的猥亵或侵犯！
然而，当我和母亲怀着巨大的希望，恳求她们出庭作证时，回应我们的，是17次斩钉截铁的拒绝。
我和母亲没有放弃，开始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
这个过程，比想象中更加艰难屈辱。
闭门羹、矢口否认、恶毒的咒骂是家常便饭。泼水、扔垃圾、放狗驱赶…我们经历了无数次。
那些受害者和她们的家人，用最大的恶意对待我们这两个“不识趣”的“麻烦制造者”。她们恐惧社会异样的眼光，恐惧家庭关系破裂，宁愿将那份耻辱烂在心里，也绝不愿再揭开伤疤，甚至不惜攻击同样受害的我们。
那天，我们从第15位受访者家里出来，被泼了满身的馊水。刺鼻的臭味缠绕着我，即使用力搓洗，也感觉那股腐坏的气息已渗入毛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