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张副主任单独找林婉如谈话。
一小时后,当林婉如从会议室出来时,脸色苍白,但神情依然镇定。
陈建军注意到她的眼睛有些红肿,显然是哭过。
第二天,张副主任临走前对陈建军说:“这个林婉如,思想深处还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浓厚啊!你们要加强监督,不能心软!”
“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严格要求。”陈建军敬礼回答。
等张副主任的车远去,陈建军立即找来林婉如:“昨天他都问了你什么?”
林婉如轻轻摇头:“没什么,就是一些家庭背景和思想状况。”
“你说什么了?”陈建军追问。
“实话实说。”她看着他,“我说我的父亲不是剥削阶级,他善待工人,资助过学校;我说我的母亲是医生,免费为穷人看病;我说我相信共产党,但也不认为我的家人是坏人。”
陈建军倒吸一口凉气:“你...你怎么能这么说?”
“因为这是事实。”林婉如的眼神异常坚定,“陈团长,我可以承认自己需要改造,但不能否认我的家人,我父亲曾经说过,无论什么时代,做人都要守住底线和良心。”
陈建军望着眼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他多年来接受的教育告诉他,资本家都是剥削阶级,是人民的敌人。
但林婉如和她家人的故事,却与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那天晚上,陈建军失眠了。
他想起自己小时候,母亲在资本家工厂做工时,那位东家确实曾经在她生病时派人送过药。
想起家乡的小学就是一位开明士绅捐资修建的。
这些记忆与他后来接受的教育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第二天训练时,陈建军心不在焉,甚至罕见地发出了错误指令。
二营长关切地问:“团长,您没事吧?”
“没事!”陈建军甩甩头,强迫自己集中精神。
傍晚,他鬼使神差地来到林婉如住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