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烧到39.8度那天，我哥收到了常青藤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在家昏睡了一整天，冷汗浸透了三层被褥，感觉自己像块脱水的海绵。而客厅里，是震耳欲聋的香槟开启声和亲戚们夸张的道贺。
“哎呀，我们江博就是有出息！这可是光宗耀祖啊！”
“建国，你真是教子有方！淑芬，你这福气还在后头呢！”
我妈刘淑芬的声音尖锐而得意，穿透门板刺进我的耳朵：“哪里哪里，主要还是他自己争气。这孩子，从小就聪明，运气也好，干什么都顺。”
我爸江建国则在应酬着他那些官场上的朋友，声音沉稳，但难掩笑意：“孩子还小，以后还要各位多提携。”
没人记得，卧室里还有一个女儿快要烧成肺炎。
或者说，他们记得，但不在乎。
从小到大，类似的事情一直在发生。
我六岁时摔断了腿，打着石膏躺在医院。我爸原本岌岌可危的科长位置，突然就稳住了，还受到了领导的公开表扬。
我高考前夕，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发挥失常，只考了个普通的二本。而我哥江博，在那次全市模拟考里超常发挥，一举拿下了理科状元，奠定了他“学神”的名号。
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被同事抢了功劳，还背了黑锅，灰溜溜地被辞退。第二天，我爸就接到了调令，从一个清水衙门的副处，调到了实权部门，成了真正的领导。
我越惨，我们家就越旺。
我成了这个家里，唯一的“灾星”，和最大的“福星”。
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巧合。世界上哪有这么玄乎的事情呢？肯定是我自己想多了吧。
直到三个月前，我哥江博为了一个保送博士的名额，需要一个健康的肾源，去“打点”一位大人物的家人。
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哪怕是犹豫一秒钟，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妈拉着我的手，语气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小愿啊，你哥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咱们家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就看这次了。你一个女孩子家，身体差点就差点嘛，养养就好了。再说，人不是有两个肾吗？少一个没事的，医生都说了。”
我爸则板着脸，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江愿，这件事关乎家族荣誉，你必须顾全大局。你为这个家付出，是应该的。”
而我哥江博，那个从小就享受着最好的一切，被众星捧月的天之骄子，只是靠在沙发上，一边打着游戏，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瞥了我一眼，淡淡地说：
“江愿，你别不知好歹。能用你的肾，是看得起你。不然你以为，你这辈子还有什么机会，能帮到我？”
那一刻，我看着他们三个人的脸，那一张张我叫了二十多年“爸爸”、“妈妈”、“哥哥”的脸，突然觉得无比的陌生。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
我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说：“好，我需要考虑一下。”
我回到房间，关上门，听着客厅里他们开始讨论事成之后要去哪里庆祝。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不疼，只是冷，冷得彻骨。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我不是他们的家人。
我只是……他们圈养的，一头用来献祭的牲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