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三年清明刚过，梅雨季节的潮气还未完全浸透这座南方小城，母亲去世了。
癌症把她最后那点分量也榨干了，躺在棺木里，轻得像一捧灰。我机械地应对着前来吊唁的亲朋，听着他们用“解脱”、“享福”之类的词语粉饰这场漫长的枯萎，心里空落得只剩回音。父亲早逝，如今母亲一走，我这三十五年的人生，仿佛骤然断了来路。
头七过后，我请了年假，开始整理老房子的遗物。空气里弥漫着樟脑丸和旧纸张混合的沉闷气味，那是时光腐朽的味道。母亲的卧室整洁得近乎刻板，一如她为人——小学教师，一辈子谨小慎微，衣服按深浅色挂，账本一分一厘清晰可查。我清理着她的衣柜，指尖拂过那些洗得发白的棉质衬衫和深色长裤，很难将它们与棺木里那个瘦小干瘪的身影分开。她的人生似乎就是这样，一张淡而无味的宣纸，上面只有墨守成规的工楷，没有任何洇染开来的情绪或意外。
直到我推开那扇通往窄小阁楼的活板门。
阁楼低矮，需深深弯着腰才能进入。光线昏暗，只有一扇糊满灰尘的毛玻璃天窗投下混沌的光柱。空气滞重，每呼吸一口都像吸入了积存多年的时光颗粒。角落里堆着蒙尘的旧家具、父亲留下的几个装书的纸箱，还有一个老式的婴儿床，那是我小时候用过的。
最里面，靠墙放着一只深褐色的皮质行李箱。它与我母亲所有俭朴的物件都格格不入。皮面是好皮子，即便蒙尘也能看出昔日光泽，黄铜搭扣氧化发黑，却依然结实。我费力地把它拖到光线下，箱子上挂着一把老旧的密码锁。
我从不记得家里有这样一件东西。
密码锁锈得厉害，我找来工具箱里的钳子，费了些力气才咔哒一声剪断。掀开箱盖的瞬间，一股更浓烈的樟木和尘螨气味扑面而来。
箱子里面的东西，让我的呼吸骤然停顿。
最上面是一件衣服。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拎起来，是一件旗袍。烟紫色的软缎底子，上面蜿蜒着银色丝线绣出的缠枝莲纹路，光泽流转，触手冰凉细腻，像抚摸一道凝固的华丽旧梦。我无法想象母亲那样瘦削的身躯，如何能承载这样一件丰腴生姿的衣裳。
旗袍之下，是一个扁平的桃木首饰盒。打开来，里面并非寻常首饰。一枚翡翠戒指，绿得深邃欲滴，戒身镶着一圈细碎的钻石，豪奢得扎眼；一对红宝石耳坠，切割得棱角分明，像凝固的血滴。这些物件件精贵，却都透着一股沉沉的旧气，绝非我认知里那个会为几分菜钱计较的母亲所能拥有或愿意拥有的。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一种莫名的不安攫住了我。我继续往下翻，手指触到一个硬硬的纸角。那是一张用油纸仔细包着的旧照片。
我把它拿到窗前，借着昏光仔细看。
照片是黑白的，有些泛黄，但影像清晰。背景是旧上海百乐门舞厅那标志性的霓虹招牌，门前灯红酒绿，衣香鬓影。照片正中是一个年轻女子，穿着我手里这件烟紫色旗袍，云鬓高耸，颈项修长，嘴角噙着一抹自信又略带慵懒的笑意，眼波流转间，风情万种。她美得极具攻击性，像一朵在午夜全力盛放、不管不顾的焰火。
那是我的母亲。又不是我认识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