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认不出她。不是容貌，而是那种神态，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恣意与鲜活，与我印象中那个总是微蹙眉头、低声说话的母亲判若两人。她身边站着一个男人，西装革履，身姿挺拔，并非我父亲。他侧着头，正含笑看着母亲，眼神专注而充满倾慕。两人之间的氛围，亲密得容不下第三人。
照片右下角，有一行飘逸的钢笔字墨迹：“曼仪于上海，一九四八春。”
曼仪。我母亲的名字是李秀娟。
一阵寒意顺着我的脊椎爬升。我颤抖着手，继续在箱子里摸索。指尖猛地触到一块冰冷坚硬的金属。
我把它掏了出来。
那是一把手枪。很小巧，女式袖珍手枪，金属部件上有着不易察觉的锈迹，但依旧沉重，冰凉，散发着不容置疑的危险气息。它的旁边，还有一个扁平的铁盒，里面整齐地码着十几颗黄澄澄的子弹。
枪。我母亲的箱子里，藏着一把货真价实的手枪。
我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照片，另一只手触碰着那把手枪冰冷的金属外壳。旗袍华美的光泽在昏暗中幽幽闪烁。巨大的荒谬感和恐惧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这个藏在顶楼二十多年、与我仅一门之隔的箱子，彻底炸毁了我对母亲的全部认知。
那个教我“忍一时风平浪静”、一辈子连说话都不曾大声的女人，是谁？
这个穿着华丽旗袍、在上海滩的霓虹下笑得明媚张扬的女人，又是谁？
这把枪，属于哪一个她？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手紧紧攥着那把冰冷的枪，指节发白。窗外，暮色四合，最后的天光被黑暗一口口吞噬。老房子死寂一片，只有我粗重混乱的呼吸声。一个个问题像失控的弹片，在我脑海里疯狂撞击。
我必须知道答案。
我猛地站起身，开始疯狂地在箱子里继续翻找。旗袍、首饰、手枪被一件件取出，放在地上。箱底铺着一层柔软的白色丝绸，已经有些发黄。我摸索着，指尖在丝绸边缘触到一个轻微的凸起。掀开那层丝绸，底下静静地躺着一本深蓝色绒面日记本，和几封边缘磨损的信件。
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同样的名字——“曼仪”。字迹飘逸，带着一丝不羁。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要推开一扇沉重而禁忌的大门，翻开了第一页。
四月十日，晴。外滩的风裹着黄浦江的潮气，吹得人骨头都酥了。百乐门的霓虹，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他说这光映在我眼睛里，最好看。男人啊，说起甜言蜜语来，真是不要钱似的。可我竟有些欢喜。
五月三日，小雨。他替我挡了那杯酒，袖子湿了一大片。那人的脸色难看极了，他却只是笑笑，说“曼仪小姐不胜酒力，我代劳也是一样的”。他的手在桌下轻轻拍了拍我的腿，示意我别怕。他的手心很烫，隔着旗袍都能感觉到。这乱世，竟真有肯为你挡灾祸的人么？我心里乱得很。
日记里的文字，将我拖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时空。母亲，不，曼仪，用细腻而敏感的笔触，描绘着一个纸醉金迷又暗流汹涌的旧上海。她的世界充斥着舞会、爵士乐、华服美酒，还有一个频繁出现的名字——“怀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