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桂这辈子总在跟 “声音” 打交道，从山歌的清亮到哭丧的悲恸，再到麦田里孩子们的合唱，最后是自己临终前那支断断续续的调子。他出生在湘南深处的周家村，村子嵌在连绵的青山里，一条浑浊的小河绕着村脚淌，河边上就是他家那几亩水田。
生他那年，父亲周建国已经四十二了，母亲杨玉兰也快四十。老来得子，周建国把他当眼珠子疼。周永桂记事起，父亲就总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往田里去。那几亩水田被他伺候得比自家孩子还上心，埂子修得笔直，秧苗插得齐整，连草都见不着几根。母亲的缝纫机就摆在堂屋靠窗的地方，踏板一踩，“咔嗒咔嗒” 响，村里姑娘出嫁的嫁衣、娃们过年的新袄，多半出自她手。
周永桂印象里，父亲话少，像村口那棵老樟树，沉默却结实。只有在递过刚从田里摸的田螺、或是把烤得喷香的红薯塞到他手里时，才会瓮声瓮气地问一句：“甜不？” 他的手比田里的泥还糙，布满老茧，指关节粗大，却能稳稳地把周永桂举过头顶，让他够到樟树上的野果子。
村里人常跟杨玉兰说：“建国是个实诚人，你这辈子享福了。” 杨玉兰就会笑着嗔怪：“享福？跟个闷葫芦过日子，半天憋不出一句话。” 嘴上这么说，给周建国补衣服时，针脚却总缝得又细又密。
周建国把周永桂和杨玉兰护得严实，从不让他们沾农活。杨玉兰要去田埂上送水，他都要拦着：“太阳大，你在家缝衣服就行。” 周永桂想跟着去插秧，他直接把人拎回来：“读书去，别在泥里滚。” 唯独在学习上，他半点不含糊。每天晚上，周永桂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周建国就坐在旁边搓草绳，眼睛却时不时瞟着作业本。字写歪了，他不说，只把粗糙的手按在周永桂的手上，一笔一划地教；算术题错了，他就拿根树枝在地上算，算到周永桂明白为止。“要好好读书，” 他总说，“走出大山，别像爹一样，一辈子跟泥巴打交道。”
可周永桂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村里的小学就一间土坯房，校长既教语文，又教数学，体育课就是带着娃们在晒谷场上跑圈。课本上的字像天书，他盯着看半天，还是记不住。倒是好动，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样样在行。更绝的是嗓子，像山里的泉水，清亮又有劲儿。杨玉兰爱唱山歌，洗衣时唱，缝衣服时也唱，“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调子婉转。周永桂跟着学，一学就会，嗓门比母亲还高，唱得满山满谷都是回声。
学校里没音乐老师，一学期也就上一两节音乐课，还是校长教的红歌。周永桂觉得不过瘾，就自己找调子唱。村里的声音有限，除了母亲的山歌、广播里的红歌，就只有办丧事时的哭丧歌。哭丧歌悲切，调子拉得长，唱的人要带着眼泪，听的人也跟着揪心。周永桂觉得新鲜，每次村里有人办丧事，他就躲在人群后面听，听几遍就能跟着哼。
村里的哭丧师傅叫万宁，五十来岁，孤身一人，脸上总带着些倦意，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他注意到了躲在后面的周永桂，有次办完事，特意拦住他：“你这嗓子，是块唱哭丧歌的料。跟我学不？” 周永桂才十三，不懂哭丧歌意味着什么，只觉得能跟着万宁到处走，还能唱歌，挺有意思，就点头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