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一月底的寒风裹挟着细碎的冰碴，打在脸上生疼。我站在公司楼下不停地搓着手，看着他的车灯由远及近，在暮色中划出一道温暖的光痕。他的围巾在风里飘扬，像一面倔强的小旗。接过我背包时，我注意到他右手虎口处新添了一道烫伤，暗红色的伤痕像片小小的枫叶，在冷风中格外显眼。
“今天炖了排骨汤。”他说话时呵出的白雾里带着淡淡的人参香气。这半年来，他已经从一个连鸡蛋都煎不好的大男孩，变成了能熟练搭配各种药材的厨房能手。每天傍晚，砂锅在灶台上咕嘟咕嘟的声音，成了合租屋里最动人的背景音乐。看着他冻得通红的耳尖，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意。记得刚开始做饭时，我总爱调侃他，他总会不好意思地笑笑，转身继续切菜。渐渐地，他从只会煮泡面到能炒出一桌像样的家常菜，尤其擅长炖汤。排骨汤更是他的拿手好戏，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汤色清亮，肉质酥烂。后来连面食、甜点也开始尝试。因为我的手对洗洁精过敏，他从未让我碰过洗碗池。
11月17日下午，我正在整理文件，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后天去见我妈吧？”他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我手一抖，文件夹"啪"地掉在地上。纸张散落一地，就像我瞬间凌乱的思绪。“怎么这么突然？”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发抖。“正好有个机会，”他顿了顿，“而且...你难道不想见见我母亲吗？”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我把衣柜翻了个底朝天。最终选了一件烟蓝色的衣衫，又担心太过刻意，在外面套了件同色系的外套。出门前，我对着镜子涂了又擦，擦了又涂，最后还是只用润唇膏轻轻抹了一层。生怕太艳的唇色会给他母亲留下轻浮的印象。独自打车去的路上，我不停地检查精心挑选的保健品和真丝围巾，生怕有一丝不完美。车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我的指甲不自觉地抠着礼盒边缘，直到手机震动，收到他的信息：“别紧张，有我在。”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却让我眼眶发热。
见到他母亲的第一眼，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总说母亲是个特别的人。比想象中瘦小的身影，利落的短发服帖地垂在颈边，宽松的卫衣和直筒牛仔裤衬得她格外精神。她微笑着招呼我时，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檀香，让我紧绷的肩膀不自觉地放松下来。我们点了水煮鱼。鱼片切得极薄，在红油中微微卷曲，像一朵朵绽放的花。我夹了一筷子，辣味瞬间在口腔炸开，呛得我眼眶发热。他母亲笑着说:“他小时候一点辣都吃不了，现在倒是比我能吃辣了。”他赶紧给我舀了一勺清炒时蔬，眼里满是关切。
那顿饭吃得比想象中轻松。临走时，我注意到他母亲是在和他交换了一个眼神后，才收下我准备的礼物。这个细节让我心里微微一颤，但很快又被另一种情绪取代。
晚上他来找我时，递过一个红色信封。”我妈给你的。”他的指尖还带着淡淡的厨房烟火气。我跪坐在地板上拆开红包的样子一定很滑稽，五张崭新的百元钞票在灯光下沙沙作响，防伪线反射着窗外的霓虹，像一条流动的银河。他在厨房热排骨汤的背影笼罩在蒸汽里，声音温柔:“我妈说你的皮肤好白，像南方姑娘。”我捏着那几张纸币，突然觉得它们重若千钧。
那年年底，我突然发起了高烧。体温计显示39.5℃时，我的视线已经开始模糊。深夜，我数着电子钟的红色数字从23:59跳到00:00，拨出的第四个电话依然无人接听。汗水顺着锁骨流进衣领，冰凉的触感激得我直打哆嗦。全身的疼痛像有无数银针在挑动神经，而手机屏幕始终保持着令人绝望的漆黑。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电话终于响起。“宝宝，实在对不起，我夜里睡得太沉，可能是静音了......”他声音里的困惑那么真实，就像当初解释如何给排骨去腥时一样认真。我望着输液管里匀速下坠的药水，突然想起那锅可能已经凉透的排骨汤，表面凝着的油膜，像一块永远无法愈合的创可贴。
后来，我轻轻摩挲着那个已经有些皱褶的红包。五百块钱，一次见面，成了我们九年感情中与他母亲唯一的交集。而那个曾经为我学会做饭的男孩，终究没能学会在深夜保持手机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