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有心跳！”吴老师哭喊。
“那就让她‘彻底死亡’。”政委递来铁锹，“你们亲手埋，才能证明忠诚。”
她们五个，跪在雪地里，一锹一锹，把还有呼吸的小林埋进冻土。她手指动过，可没人敢停。政委站在旁边，枪在腰间。
那一夜，她们的军医生涯死了。她们不是逃兵，是被体制活埋的人。
而现在，老周的儿子指着她们，说她们是凶手。
李桂芳缓缓蹲下，手撑在冰冷的地上。她想笑，可眼泪先掉了下来。
“我们……早该死了。”她喃喃。
王姐抱着麻醉瓶，缩在墙角，低声抽泣。 吴老师瘫坐在地，手里攥着撕碎的誓言书。 刘梅捂着脸，肩膀颤抖。 张兰靠在手术台边，一句话不说，可眼里全是愧。
她们不是不想救老周。 她们是不敢信—— 不敢信她们的手还能救人， 不敢信这个世界还会给她们一次机会， 更不敢信，她们这些“死去”的人， 还能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做一回医生。
灯光没修好，心也黑了。 手术台还在，可她们，已经放弃了。
第四章 电话那头的威胁——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出来
没人记得是谁先站起来的。
也许是吴老师，捡起了地上那张撕碎的誓言书，默默塞回包里。 也许是王姐，擦干眼泪，重新检查麻醉瓶的密封性。 也许是刘梅，给女儿发了条短信：“妈对不起你，但这次，我必须去。”
她们没说话，可动作一致：修电路、接备用电源、校准器械。手还在抖，心还在痛，可她们知道，如果现在退，这辈子就真的完了。
凌晨一点，她们用汽车电瓶和旧线路接通了照明。无影灯亮起的那一刻，像一道微弱的光劈开了三十年的黑暗。
吴老师完成血样分析，确认了判断：老周颅内有陈旧性压迫，必须立即减压，否则脑干损伤不可逆。手术窗口，只剩六小时。
李桂芳写下手术方案，五人分工明确。她们不再是大妈，是战地医疗队“红十字五号”。 手术，进入倒计时。
可就在凌晨三点，刘梅的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 她接起，电话那头只有呼吸声。 然后，一个低沉的男声：“30年前的事，翻出来，你们全家都得陪葬。”
电话挂断。
她愣住，心猛地沉下去。 还没反应过来，一声脆响从远处传来——是她家阳台的玻璃，碎了。
她冲出去，邻居已围在楼下。一块玻璃裂成蛛网，中心有个小孔。 有人说是冰雹，可她知道，那是子弹。
她们被盯上了。
李桂芳调出防空洞外的简易监控——画面里，一辆无牌黑色轿车停在百米外，车窗降下，有人正用望远镜观察入口。
她们不是在救人。 她们在闯禁区。
更糟的还在后面。 清晨五点，医院通知传来：老周病情突然恶化，将于早上七点转入ICU，禁止任何非亲属探视。 这意味着，她们最后的救援机会，将在两小时内关闭。
李桂芳坐在手术台前，手心全是冷汗。 她翻出老周的档案复印件，目光停在一个名字上——当年上报“医疗事故”的政委，叫陈国栋。 她上网一查，现任市卫健委副主任，叫陈志明。 照片一对照——父子。
